林甘泉
我与何先生认识多年，从进入历史所开始，我就很喜欢读何先生的文章，但“**”前并没有多少接触。“**”后接触很多，我父亲是他的老师，我们几乎无话不谈。
何先生有两点非常突出：一个就是爱国主义。他的“爱国一书生”真是名副其实；另一个就是在学术研究上坚持真理，也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这两点我觉得在他们老一辈学者当中表现得很鲜明、很突出，也是我们许多中青年同志学习的楷模。很难得的一点是，何先生这两点并不随着形势变化而变。他真正是胸怀坦**，一旦认准一个理想信念，他就不受各种影响，坚持下去。
就爱国来讲，爱国主义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主旋律，应该讲，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是爱国的，都在探索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但也经历了曲折。就拿何先生来讲，他早期信仰“三民主义”，和国民党的改组派还有一些关系，但他对国民党的腐败统治是疾恶如仇的。我们知道他对他的老师陶希圣非常尊重，但他一认清陶希圣的真正面目，就跟他划清了界限。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也是很快就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后来，因为早年的一些经历，他受到了一些不公正的待遇，这与“左倾”思想的影响有关，也有一些别的原因。但何先生对自己的回国并没有后悔。“**”后拨乱反正，何先生对我们以前的“左倾”思想进行反思、批判，但并没有对共产党失去信心。在共产党形象最光辉、最受人民群众信赖的时候，他受到了一些不公正待遇，但他还是认准了在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代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前进方向，所以他在老年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何先生学识很渊博，他写文章不是空对空的，从概念到概念的，而是从实证角度进行。但他也不同意把历史学仅仅看成是材料学。他不忘记历史学的社会使命。在这个问题上，何先生也是有独立思考的。他早年研究社会经济史，西方的一些书他也看，但他后来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这些年，大家感觉到马克思主义似乎被淡化了。何先生有一次跟我说，西方的理论我们可以吸收，但要让我放弃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是不行的。这也是他经过深思得到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