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节将从新民族志时期的综合思潮体系开始，对民族志整体理论中的主要观点进行阐释，而不是侧重介绍某种局部的思想争论和某一时期的个别见解。我们还将讨论那些后来注入田野民族志的新知识和新方法，论述各人文社会科学如何从自身的学术传统出发调整观念、又相互影响，发展了这一理论。我们把诸学说放到当代民俗学和人类学等的研究趋势和学术思潮的背景下，进行宏观说明。
一、民众知识理论发展的三阶段
围绕撰写民族志所发生的理论变革，民众知识理论经历了三个比较明显的变化阶段。
第一阶段，直线进化论的盛行期。1865年，达尔文提出了生物进化论学说。紧接着，人类学家吸收其理论，提出了文化进化论学说。6年后，英国人类学家泰勒出版了他的经典巨著《原始文化》[1]。再过6年，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又出版了他的另一部经典著作《古代社会》[2]。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他们的学说一直在人文社会科学学界占支配地位。这一派学说的特点是，认为不同民族的文化具有共同的社会进化路线。按照这个思路去观察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会找到相同的历史发展方向。
第二阶段，文化功能论的发展期。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殖民地的扩张，田野作业者的足迹，到达了亚洲、非洲和澳洲。他们扩大了认识异文化社会的眼界。但是，作为外来者，他们把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和行为标准导入调查项目和研究领域，却将所面对的不同社会的某些文化事象漏掉了，有的甚至永远得不到记录。
马林诺夫斯基的做法不尽相同。他两次赴特罗布里恩群岛进行了艰苦的调查，并于1922年出版了《西太平洋的远洋航行者》一书，创造了文化功能论学说[3]。到1942年逝世的20年间，他一共出版了16本书，其中以1944年出版的他的遗著《文化的科学理论及其他》最能代表他的学术观点。[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