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民族志时期，田野作业者所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民俗文化集团的一般词汇与认知系统词汇之间的联系。认知人类学学者提出，文化是人获取知识的过程，推测这一过程的便利办法是通过语言。旧民族志学者撰写民族志使用的是自己的语言，对此，认知人类学学者认为，新民族志应该使用被调查者文化的语言，反映对被调查文化的逻辑。这些新观点都促进了民俗文化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发展。
一、资料描述法
新民族志一改旧民族志的资料描述法，称etic，采用新民族志的资料描述法，称emic。其中，etic借自语言学的术语Phonetic，原意是“语言”，指从外部描写语言发音的物理性特征，是人类发声器官所能发出的任何可分辨的声音单位。它不受具体语言环境的限制，是普遍存在的现象。emic借自语言学的术语Phonemic，原意是“语音”，指具体语言所特有的能够区别意义的声音单位。它受特定语言中能够区别意义的音位环境的限制，语言学家根据这个特定的音位体系，才能对其进行描写。
这两个术语是由美国语言学家匹克（K.Pike）在20世纪60年代自创的，由于十分受用，后来被人类学界移植，现已成为新民族志的惯用术语。田野民俗志的理论和方法的基本框架，应该说，也是从这里起步的[14]。
美国人类学者康克林（H.C.Conklin）深入菲律宾的哈努诺族进行田野调查。他通过研究这个民族的色彩概念，发现了当地文化与植物世界的关系。他提出，当地人的植物分类法和生物学的分类法有所不同，不过具有自己的严密系统。这一系统使用本民族成员叙述对象的各个部位和特性的用语，据此来确定表达对象属性的方法。例如，哈努诺族叙述植物的部位和特性的用语多达150种，分为1800塔萨克（当地人的分类单位），可归入标准植物分类学的不足1300塔萨克。余下的500个塔萨克，不被植物学的自然科学系统承认，却在本地社会具有独立的民俗文化意义，被本地人所长期沿用。列维—斯特劳斯后来撰写在《野性思维》时就受到康克林工作的启发。我们换个说法说也许更容易理解，这就好比热带人对“雪”的词汇不敏感，寒带人对“湿”的词汇不敏感，西方传统词汇对“动作”的表达不敏感，中国传统词汇对“心理”的表达不敏感，道理是一样的。文化所有者对自己不敏感的事物就不必做详细的分类和命名，对自己敏感的事物就要做详细的分类和命名，各民族皆如此。我们是中国人，中国人还可以用自己平时的说话习惯做实验：你对他说：“她是谁？”，这在汉语交际中足够用了，你无须再对“她”进行人称代词的分类和命名，他已能明白你在说谁。一旦你换成说：“‘男你’对‘男他’说：‘女她’是谁”？旁人听了会以为说这种话的人肯定有病。但是，在英语的口语交际中，用汉语式的不分类、不命名的人称代词做表达，便等于毫无意义，英语人士会对汉语人士的这种表达茫然不知所措，汉语人士要遵守英语人士的人称分类和命名的规则表达，对方才能明白你到底要说什么。他听懂了，才能对你的话做出相应的反应。这一过程的标示图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