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提到，史诗是20世纪民俗学研究的经典课题和“常青树”。在20世纪晚期，史诗研究被芬兰学派扩展为史诗类型研究，成为在新民族志、民俗文化、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领域里都占有一席之地的多栖类型。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史诗的文本容量极大，几乎囊括了各种体裁的口头传统作品，又被称作“民族志史诗”。它还蕴含了多个社会阶段的丰富的社会文化知识，伴随着民族历史一道生长，被称作“民族文化百科全书”。仅从民俗学的角度说，史诗类型研究具有相当的概括性，能总括方法论上的问题，促进提出带有普遍性的观点，故在国际学界，史诗类型研究已被纳入民俗学整体方法论的研究。在这方面的讨论中，有四个话题比较重要，即史诗的容量、史诗的形式、史诗的地位、史诗的表演。
一、史诗的容量
史诗类型研究的起点仍是荷马问题。荷马曾被认为是希腊史诗的作者，在这个问题上，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产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把荷马研究的视角从记录文本转移到口头传统中来，并通过田野作业，在研究成果上取得新的突破。在美国，涌现了对口头传统研究卓有贡献的学者帕里（Milman Parry）、洛德（Albert Lord）和哈弗洛克（Eric Havelock），代表作有《口头诗歌创作中的史诗技艺研究》《故事的歌手》和《柏拉图导言》等[28]。他们在田野作业中发现了《故事的歌手》，然后对史诗的文本与口头传统的关系进行了重新解释，提出不少新见，烧起了新史诗观的一把大火，直击荷马权威，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他们重新讨论了以下基本问题。
（一）荷马问题
荷马不是荷马史诗的作者。历来把荷马认定为作者，是学者根据书面文学的书写传统对口头传统作品的来历的想象。西方学者指出，就书面文学而言，即便是书写，在它的早期也是用来保存口头传统的。后来书写发展了，但由于书写的文字、工具、印刷术和纸张的限制，被书写记录的口头文献受到了限制。在后世社会，书写文献主要是供给专家阅读的，所以无论从哪方面看，书写的容量与口头传统的藏量都是无法相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