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 80年代以后，西方学界出版了一批研究中介媒介的著作，探讨民间艺术如何变成自我表现和社会认同的理论，也探讨这类符号性语言的表演意义，例如，身体运动和表演空间所创造的表演语言的含义，这类象征性语言与民间叙事行为之间的联系，等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西方学者的研究转向后殖民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视角，对各种社会文化中的反霸权文化加强了考察。他们把以往当作视听娱乐看待的民间艺术也纳入研究范畴，发现它们在实际演出中能够传达本民族要求独立的声音，具有展示反抗意识的特殊功能。
从西方现代学术史的角度看，这是一种积极调整学科意识的结果。西方学者自己又何尝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他们把对这种民间艺术的研究叫作“表演的突破”，主要著作有：布拉金（John Blacking）的《南非黑人教堂音乐中的政治的和音乐的自由》，席戈尔（Anthony Seeger）的《斗争的音乐》，斯高特（Jeremy.C.Scott）的《支配与反抗的艺术》，卡波（Adrienne Kaepper）的《探戈舞的社会结构》和法耐尔（Brenda Farnell）的《“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平原印弟安人的标志语和行为的具体化符号》等[22]。本节阐释他们提出的三个主要问题。
一、中介媒介
中介媒介，是指假设存在一个“说者与听者二元一体化”（speaker-hearer dyad，or SH，or SH dyad）的语境，在这个语境中起到沟通作用的，是各种带有符号意义的词语，可以同时反映语言和社会两个方面，形成带有强制性包围特点的行为语意复合体。这是一个“以沟通为核心”的术语，用它代替以学者为中心的术语，应该更适合于民间艺术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前，学界通常所说的“媒介”一词，是指在一定的距离内，从事书面交流和电化技术交流所使用的手段或工具的名称。按照这个逻辑，开口讲话这种行为就与“媒介”搭不上钩了，因为在开口说话时，说者和听者共处于一个合作理解的环境中，构成了面对面的相互关系，彼此之间的距离消失，故用媒介来发送和接收消息便是“多此一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