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7世纪，欧洲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资本主义的发展，自由宪政的确立，使革命后的英国迅速发展成为当时欧洲最先进的国家。
同一时期的法国，虽然资产阶级也差不多成长到了与封建贵族势均力敌的程度，但它却是一个高度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16世纪末，亨利四世开始了中央集权的尝试，中经路易十三，到路易十四当政时，王权达到鼎盛；“太阳王”集政治、经济、军事大权于一身，开启了法兰西封建社会史上的黄金时代。在17世纪的历史条件下，专制王权是建立统一民族国家的保证，而国家的统一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法国审时度势，鼓励工商业的发展和对外拓殖，促进了国家的强盛以及政治的稳定；繁华的巴黎更是成为这个世纪欧洲文化艺术的中心。但其他国家的情况却大相径庭。
由于商道转移和战乱等原因，意大利、西班牙诸国经济发展缓慢，丧失了文艺复兴时期曾拥有的先进地位。
在文化上，笛卡儿（1596—1650）、斯宾诺莎（1632—1677）、莱布尼兹（1646—1716）、牛顿（1643—1727）等文化巨人的出现，表征着现代西方哲学与科学的辉煌在17世纪已初见端倪。他们关于宇宙、社会、人之新理论的共同点在于推崇理性；而其科学成果也激发了普通人对理性的热情，强化了人们看待世界和自身的理性意识。笛卡儿唯理主义哲学的出现，标志着理性作为17世纪的时代精神得以确立。在理性与情感的关系上，古典主义强调二者的对立，并要求以“理”驭“情”。笛卡儿在《论**》（1649）中曾明确宣扬理性对情感的约束和指导作用。机智与练达备受推崇，感性与**则饱受诘难。一切都要在理性至尊的天平上称量一番，这一方面解构了盲目、盲从的信仰，动摇了中世纪神学的思维方法和教会的权威，但同时也陷入了机械决定论的泥淖，构成了对人性、人文的扭曲。显然，此种唯理主义的时代精神，绝非适宜艺术大繁荣大发展的文化气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