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粹派知识结构的特点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近代中国新型知识分子群形成的重要时期。这些新型的知识分子，不仅因受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的刺激，较之旧式的封建士大夫，有着更强烈的时代感和变革社会的参与意识；而且，更重要的还在于，他们不同程度都初步形成了包括近代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内的新知系统，较之后者又具有全然相异的宇宙观和价值取向。因之，这些新型的知识分子知人论世，视野开阔，既具批判的精神，又富有开拓求新的**。
国粹派多是在此期成长起来的年轻士人，属于上述新型知识分子群中的一翼。但因个人的年龄及经历不同，他们中许多人接受西学新知的具体途径，也不尽相同。从总体上看，大致有两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可以章太炎、刘师培、邓实、黄节等人为代表。他们都不曾上过新学堂，自幼却都受过严格的旧学训练。其西学新知主要是后来通过阅读新式书报自学获得的。章太炎的经历就是一个典型。他十一二岁即从外祖朱有虔读经，1890年23岁时，复受业于诂经精舍，专习“稽古之学”。其师俞樾于甲午后不无得意地说：“此三年中，时局一变，风会大开，人人争言西学矣，而余精舍诸君子犹硁硁焉抱遗经而究终始，此叔孙通所谓鄙儒不通时变者也”[1]。但他不免过于自信。章太炎写于1893年的《膏兰室札记》，事实上已经在引西书诠释《管子》、《淮南》了。例如，《问运至野者》引了英人雷侠儿（今译赖尔）的《地学浅释》，以释《管子·侈靡》；《化学多者莫多于日月》引了侯夫勒（英国天文学家，今译赫舍尔）的《谈天》和赫士（美国传教士）译的《天文揭要》，以释《管子·白心》；《火燃炎而不灭》引韦廉臣（美国传教士）的《格物探源》，以释《淮南·览冥训》。此外，《历物疏证》还提到了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2]，等等。足见章太炎涉猎西书，正始于诂经精舍，而且至少不晚于1893年。章太炎后来自己说：“自从甲午以后，略看东西各国的书籍，才有学理收拾起来。”[3]能够形成“学理”，说明章太炎的西学新知在甲午后更趋于系统化。其时西学的传播，主要赖墨海书馆和江南制造局的译书馆等教会和洋务派的译书机构。迄戊戌变法前，新译西书约三百种[4]。显然，章太炎的西学新知最初正是通过阅读这些译书获得的。1897年后，他走出精舍，赴上海投身维新运动，任职《时务报》，并参与了《经世报》、《实学报》、《译书公会报》等报刊的编辑和撰述，接触西学的天地也随之日趋开阔。1902年到日本，“日读各种社会学书”[5]。是年7月返国后，又为上海广智书局“藻饰译文”，愈觉日文书籍不可或缺：“和、汉文籍，吾侪之江海也，不能去江海以求乐，则去纯素同帝之道远矣”[6]；1906年再渡扶桑，由是于斯办报、讲学达六年之久，后来他回忆说：“出狱东走日本，尽瘁光复之业，鞅掌余间，旁览彼土所译希腊、德意志哲人之书，时有概述。”[7]借助东洋书刊，其新知自然日臻系统和广博了。但是，无论如何，章太炎的西学新知的基础，最初却是在甲午前后打下的。这也就是说，他是在洋务运动的影响下，开始迎受西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