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日两国先后都出现了国粹派和国粹思潮，这是耐人寻味的。较比二者的历史机缘，又是全面认识国粹派所必需的。
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中日两国都陷入了遭受西方侵略的境地，面临着争取民族独立的共同命运。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族主义的崛起有力地制约着本国文化思想的发展，显然是两国最鲜明的共相。政教社诸人要求警惕“欧美民族主义的阴险面”和唤起“日本民族对国家独立自主的信念”[1]。近代中国的命运比日本更为悲惨，尤其是刚刚经历过八国联军的浩劫，中国国粹派的民族危机感自然更为强烈。所谓“四夷交侵”，“风雨如磐，鸡鸣不已”，中国国粹派的崛起，首先也是志在为唤起国人民族独立的意识而呐喊。
同时，中日两国输入西方文化，均已历数十年之久，而且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醉心欧化”，即全盘否定固有文化的倾向。志贺重昂等人指责政府的“欧化政策”、“毁民亡国”，强调要在尊重日本民族性的基础上，实现东西洋文化融合。无独有偶，中国的国粹派也反对“醉心欧化”。章太炎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即批评说：“近来有一种欧化主义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甘暴弃，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绝。因为他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别无可爱，就把爱国爱种的心，一日衰薄一日。”[2]他们主张，以中国为“主观”，以西方为“客观”，将欧化与国粹融合起来，借此振兴中国文化。中日的国粹派，都执著追求保存和发扬民族文化的个性；他们理想化的国粹主张，都反映了各自民族主体意识的觉醒。
如果说，民族主义的崛起和对东西洋文化的反思，是两国国粹思潮涌起相类的历史机缘；那么，此种历史机缘的歧异性显然多于其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