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粹”、“国学”、“国魂”是国粹派借以文化运思最基本的概念。要理解国粹派的文化观，不能不对其内涵及其内在联系，首先作一番考察。
国粹一词虽传自日本，但如黄节所说，“名从主人，物从中国，吾有取于其义云尔”[1]。国粹派所讲的国粹，自然与日本不尽相同。然而，何谓“国粹”？国粹派对此并无统一的界定；但综观其主要代表人物的见解，约有三种层面的含义：
其一，广义上泛指中国的历史、文化。邓实《国粹学报发刊辞》说：“综百家之长，以观学术之会通……月出一编，颜曰国粹。”[2]是报主要内容，分为“社说”、“政篇”、“史篇”、“学篇”、“文篇”、“丛说”、“撰录”。“国粹”显然具有涵盖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广泛意义。章太炎说得更具体：“国粹”就是历史，“这个历史，是就广义说的，其中可以分为三项：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3]但是，这是在强调忘却历史与文化的民族无自觉，“即为他民族凌轹，无以自存”[4]的意义上，将中国的历史文化认作“国粹”；包括章太炎在内，国粹派并不认为历史上的一切皆是“粹”。所以，章太炎说，“国粹诚未必皆是”，“义有是非，取是舍非者，主观之分；事有细大，举大而不遣细者，客观之分”[5]。在这里，“研求国粹”，便成了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代名词了。
其二，指中国文化的精华，即在“粹”的本来意义上，将“国粹”界定为适合现代中国需要不分中外的一切有益的文化。黄节对此一层面含义的表述，最为完整。
黄节力图从思辨的意义上，给国粹作出宏观的界定。他认为，不能拘泥于“一名、一论、一事、一物、一法、一命”，去界定国粹；应当从总体的把握上，去体认民族文化的精华所在。他说：“发现于国体，输入于国界，蕴藏于国民之原质，具一种独立之思想者，国粹也；有优美而无粗觕，有壮旺而无稚弱，有开通而无锢蔽，为人群进化之脑髓者国粹也。”[6]“国粹”是助益民族进化、赋有生命活力的文化精华。它不是可供人摩挲的具体现成的历史遗物，而是如同弥漫于空气中的水分，溶解于水中的盐分一样，蕴含在中国漫漫的历史与文化的长河之中。这就决定了所谓“国粹保存”，不是对某种一成不变的传统事物的僵直固守；而是表现为对历史文化的一种缜密的科学研究的过程，即由“研究”而“区分”，由“区分”而“变化”，由“变化”而“致用”，最终达于“保存”。这犹如“天演家之择种留良”，“以研究为实施之因，而以保存为将来之果”。[7]“言国粹者，先研究而不先保存，其所以执果求因者，如是乃公例也。”[8]值得注意的是，黄节还特别强调指出，不能把“国粹”等同于“本我国之所有”。他以移植的嘉木焕然秀发为例说，新花异草“虽非前日之所有，而要之有是地然后有是华，不得谓非是地之华也。是故本我国之所有而适宜焉者国粹也，取外国之宜于我国而吾足以行焉者，亦国粹也”[9]。这就是说，“国粹”的本质在于“粹”，而非在于“国”，只要适于当今中国之用，无论是“发现于国体”即为本国所固有，抑或是“输入于国体”即为外国所输入，均可称之为“国粹”。这与十多年后，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所说的下面一段话，有异曲同工之妙，是耐人寻味的：“吾人之于学术，只当论其是不是，不当论其古不古，只当论其粹不粹，不当论其国不国，以其无中外古今之别也。”[10]黄节的国粹论，透露着辩证法的气息，无疑是反映了清末国粹派的勃勃生气。这一点恰恰是长期以来为人们所忽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