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粹派既以复兴中国文化为己任，自然是痛感于传统文化的衰败。他们指出，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学术的衰弊。
国粹派认为，土地、人种构成一国的“质干”，“其学术则其神经也”[1]。所以，学术为立国之本，中国文化的衰弊，主要也就在于学鲜实用，学术湮没。其中，汉、宋学之无实无用，是其祸本：汉学满足于繁琐的考据，“攈摭细微，剿袭成说，丛脞无用”；宋学复空谈心性，“禅寂清谭，孤陋寡闻，闭聪塞明”。二者不仅无补于国事，且毒化了国学，不足称之为“学”。所以，“近三百年之天下，谓之适于无学之世可也”[2]。作为一国“神经”的学术既湮没不彰，中国文化岌岌可危，自然是无可掩饰的了。
其二，民智、民德、民力的低下。
在国粹派看来，一国文化的兴衰，还集中反映在国民的素质上。“必其民有文明之资性，而后享食文明之幸福，得保其迤演不替，其运弥长”[3]。如果说，学术的衰弊还仅限于士大夫阶层；那么，与西方相较，民智、民德、民力的普遍低下，则是在全体的意义上，反映了中国文化的衰微。
文明社会的进化，不在“腕力”，而在“汽力”；不在“兵战”，而在“脑战”；不在少数贵族士大夫，而在多数之国民[4]。民智则国富而强，民愚则国贫而弱。泰西之民，“神智飞扬，精神充足”，“聪明智慧之民也”，所以“其社会之内，光华美丽，如锦如霞”；而泰东之民，“愚鲁顽顿，志识卑下，其德慧术智，远逊欧美”，所以“其社会之内，阴暗凄惨，愁云遍结”。西强而东弱，要在于“其一智一愚”。此种民智上的差距，从东西方士、农、工、商即学术与社会生产素质上最能反映出来：“彼以巧，而我以拙；彼士以科学，农以新器，工以汽机，商以计学；而我士以白卷大折，农以天时，工以手足，商以命运”。无怪乎，中西相遇数十年，言“兵战”、“农战”、“工战”、“商战”，中国无往而不败[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