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粹派重国学。但在他们的心目中，“国学，当首经史”[1]。而经即史，“经学还是历史学的一种”[2]。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国粹派主张国学，其主要内容就是史学。故章太炎肯定：“国粹以历史为主”[3]。其重史，不言而喻。
但是，具体地说，国粹派又将史学的社会功能，主要地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借以培养国民的爱国心。在他们看来，历史就是最可贵的国粹。人与禽兽的区别就在于他具有历史的观念，因而能合群，进而“建国家，辨种族”[4]。失去历史的民族，是无根的民族，一盘散沙，不可能竞存于世界。章太炎十分形象地将国民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比作庄稼，而将民族的历史则比作庄稼赖以扎根和吸取养料的沃土。他说：“仆以为民族主义，如稼穑然，要以史籍所载人物制度、地理风俗之类，为之灌溉，则蔚然以兴矣。不然，徒知主义之可贵，而不知民族之可爱，吾恐其渐就萎黄也”[5]。这就是说，唯有历史才是保持民族凝聚力无可替代而又永不衰竭的力量源泉。所以，国粹派始终坚信，培养人们的爱国心，此种“润物细无声”的无形之用，乃是历史的“最大的用处”[6]。也惟其如此，必须将历史知识化为国人的常识。
二是鉴往知来、推进人类文明的利器。马叙伦曾对史的“名”、“实”，作了界定。他认为，史之名虽始于文明开化之世，但史之实就其原指过去的事实而言，“它与宇宙并生”；人们将宇宙万物的化育过程及人类过去的实践作为自己研究的对象，史便成了专门的学问，称史学或“历史之学”。所以史的作用就在于它以鉴往知来为职志，可成推进人类文明发展的利器。他说：“达史之用，可以促开化，可以进文明。”[7]“中人而有志于兴国也，诚宜于历史之学人人辟新而讲求之，盖历史固文明之嚆矢也。”[8]邓实表述得更明确，在他看来，人类社会历史的进化，实为古今无穷递嬗的过程。“今”为“古”之发展，而“古”即孕育着“今”。说到底，历史的功能就在于为人类社会此种古今递嬗生命机制的正常运作，提供了无可替代的中介作用。他说：“（人群进化）当其既进，有已往之现象，当其未进，有未来之影响。历史者，即其一大群之现象、影响也。既往之文明现象，惟历史能留之，未来之文明影响，惟历史能胎之”[9]。这里的见解与马叙伦 “历史文明之嚆矢”的说法，显然是一致的：不仅人类过往的“文明现象”有待历史来保存；更重要的是，它所蕴含的对未来的“影响”，也有待于历史积极的保存、提炼与转换，从而得以实现新旧文明的递嬗和推动人类社会的进化。邓实无疑较他人更有力地彰显了史学作为文明利器的社会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