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经”、“经书”？尽管中国传统文化离不开经学的规范，几千年来皓首穷经者不可胜数，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白虎通义》释“经”为“常”，即常道、不可更易的公例；《说文》训为直线，即“经”皆直言、真理。二者意相仿，都是为圣化《六经》而作牵强附会的引申。清末今文家更称《六经》为“万世教科书”，“经”与“经书”，仍不脱圣化。从总体上看，国粹派的共识，是要让神圣的经学，返璞归真，归于俗化。
章太炎与刘师培都认为，释“经”为“常”、“径”，是后人的引申，而非其原始的本义；但具体解说，各有不同。章说，“经本编丝缀属之称”[1]。古以竹简成书，不能不靠编丝缀属，经的原意就是用绳线贯联的意思。譬如，浮屠书称修多罗，直译为线，译义为经，也是因为它是借贝叶为书，故须用线连贯。章强调经的原意是指借丝绳编贯竹简成书的动态过程。刘师培则从语言文字学的角度，强调“经”字是源于对治丝的借喻：“盖经字之义取象治丝。从丝为经，衡丝为纬，引申之则为组织之义”。上古“字”训为“饰”。学术借口耳相传，《六经》作为上古的书，为便于记诵，其文奇偶相生，声韵相协，“藻绘成章，有参伍错综之观”。古人缘是假治丝纵横喻其文为“经”。所以，用文言的古书皆称经，“以与鄙词示异”[2]。章、刘的具体解说虽有差异，但在根本上却是一致的：“经”字的本义，只在突出对古代书籍的形体和语言文字结构外在特征的直观描摹，并不蕴含如同后人所引申的褒扬的意义。
此种见解较之训“经”为“常”与“直”，不仅更加通俗、形象，而且注意到经书的出现，在历史上有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刘师培认为，《六经》之名始于三代，但其起源甚古，至少可以溯到伏羲。伏羲仰观附察，首作八卦，“后圣有作，递有所增”，合为六十四卦，借以施政布令，备物利用，是为《易经》之始；太古之君，左史记言，右史记动，言为《尚书》，动为《春秋》，是为《书经》、《春秋经》之始；“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歌谣必始于太古。虞夏以降，已有采诗之官，借诗歌以观民风，是为《诗经》之始；乐舞始于葛无，伏羲、神农皆有乐名。到黄帝时已发明六律五音之用。其后帝王易姓受命，均作乐示功。“音乐之技，代有兴作”，是为《乐经》之始；上古蒙昧，圣王既出，本习俗以定礼文。唐虞时，“以天地人为三礼，以吉凶军宾嘉为五礼”。降及夏殷，代有损益，是为《礼经》之始。不过，刘师培强调，《六经》虽然范围了上古学术，但其真正成篇，却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岁月：“特上古之六经，淆乱无序，未能荟萃成编，此古代之六经所由殊于周代之六经也。”[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