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国粹派是一些确立了进化论的宇宙观和具备了较为系统的西方近代社会学新知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们作为革命派的一翼而崛起，不仅借经史助益革命，而且主张保存国粹复兴中国民族文化。国粹派所倡导的国粹思潮，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其文化思想，同样应当看做是后者在文化思想领域延伸所产生的积极的成果。这至少可以指出以下几点：
（一）借中国的历史文化为时代和革命酿造了爱国主义的**
国粹派文化思想的核心是民族主义，而其卓特之处，即是在于执著体认中国历史文化与现实的民族民主运动间的内在联系：后者永远需要依赖前者为之提供必不可少的民族良知的依托，即国民的爱国主义精神的弘扬。“爱国精神者，精神之精神也”，人而“无爱国心，是丧其良知者也”[1]。从呼吁“保种、爱国、存学”，到鼓吹“陶铸国魂”；从连载《正气集》提倡民族气节，到借重顾炎武“知耻”、“重厚”、“耿介”的主张，倡导“革命道德”；国粹派苦心孤诣，以经史助益革命，实则归根到底就是一条，“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即自觉地借助于中国的历史文化为时代和革命酿造了宝贵的爱国主义**。胡适说，晚清国粹派“他们不是为学问而做学问，只是借学术来鼓吹种族革命并引起民族的爱国心”[2]。作为一批“有学问的革命家”，国粹派的宣传尤其在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就此而言，他们在革命中的作用实为其他党人所无法替代的。
章太炎说，革命之初，孙中山的兴中会可号召南洋华侨；黄兴的华兴会可号召沿海会党；徐锡麟的光复会可号召江、浙、皖士民；三党结成同盟会后，虽于留学生多通风气，但对“国内文学之士则未能产生影响。自余主笔《民报》，革命之说益昌，入会之士益众，声势遂日张”。[3]汪东也指出，《民报》在章太炎主持下，转以经史立论，影响愈大：“……尤其是太炎的文辞渊雅，立论以经史为根据，这样就使当时的士大夫阶级，在思想上发生了很大震动。”[4]这不应当看做是国粹派好自高标，周作人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也曾指出，由邓实、黄节、刘师培、马叙伦主撰的《国粹学报》，“以复古来讲革命，灌输民族思想，在知识阶级中间很有势力”。《民报》上章太炎等人的文章，“在东京及中国内地的学生中间，力量也不小”[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