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11月20日，刘师培卒。身后萧条，历两日始入殓，由陈独秀出资代为料理后事。时章太炎在上海。陈去病致北大校长蔡元培书说：“兹因就医返沪……即闻太炎云申叔死矣，正惊讶间，而申报亦复详列其事，为之懊丧不置。”[195]陈刚到上海就先于报刊从章处“即闻”刘的死讯，说明章对刘的情况依然关注；但仅云“申叔死矣”一句，又分明反映了他复杂的心理：为一位不可多得的国学人才的夭折而惋惜，但同时却不能宽恕其堕志丧行。章曾为苏曼殊、黄节、黄侃等许多故旧的辞世送去挽联，寄托哀思，于刘独无所表示；自定《年谱》忆及多少友人，于刘却讳莫如深；反之，分别写于1914年、1934年的《苏元瑛记事》、《黄季刚墓志铭》，却一反过去，对刘师培的变节与附逆一再作鞭挞，足见其失望之深。
章太炎、刘师培订交于1903年“苏报案”发生前夕，即排满革命春潮涌动之日，而其最终决裂却是在袁世凯公然复辟帝制和辛亥革命确然失败之时，显然具有象征的意义：其交谊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辛亥革命一波九曲及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过的艰难历程。
章、刘交谊，说到底，是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政治、文化思潮变动及其相互交感的时代条件的产物。是时中国民族民主运动的高涨，不仅表现为排满革命洪波涌起，而且还表现为要求保存国粹、复兴中国文化的国粹思潮的激**。作为革命派一翼的国粹派的崛起，正是此种社会政治文化思潮变动、交感的重要表征。国粹派是排满革命论者，又是文化决定论者，相信学存国虽亡可复，学亡国必随之，且万劫不复。明乎此，便不难理解章、刘作为著名的国学大师、国粹派的两位主帅人物，其定交不限于共同的政治目标，更托情于复兴中国文化宏大的抱负。也唯其如此，在订交之初，他们志同道合，借经史助益革命和倡言“古学复兴”，从政治、文化两个层面有力地彰显了民族精神，虎虎有生气。其交谊也因之令人神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