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助益革命政略。人所共知，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一个致命弱点，是漠视农民的利益与要求，不是主动联合而是排斥农民阶级，从而使自己在强大的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联合势力面前，陷于软弱的地位。但是，其时刘师培却独具只眼，以清晰的语言明确地提出了满足农民土地要求、发动“农人革命”这一重要的政略思想。他在《悲佃农》[93]中说：“既处今之世……必尽破贵贱之级，没富豪之田，以土地为国民所共有，斯能直合于至公”；否则，即便共和告成，农民受地主挟制，所谓选举自由权，也无非徒具空名。而要藉富豪之田，“又必自农人革命始”。这自非偶然。刘师培是在详细考察了中国自古土地制度失平及其与封建等级制的内在联系后，才提出这样重要的见解的。在同一文章中，他指出，“中国自古迄今，授田之法，均属失平”。“富”、“蓄”二字从田，“私”、“积”二字从禾，可见古代以田谷多少区富贫。后贵显者复将力农之役转属农人。“民”为苗黎，“氓”为农民，与民互训，则苗民与农仆同，故“以劳佚之殊，定尊卑之制，夫固自古为然矣”。尤其可贵的是，他还依据历史经验告诫党人，不应将农民视为无所成事的乌合之众，历史上陈涉、吴广等众多农民起义的事实，已“足证中国之农夫，非不足以图大举”。他事实上是认为，共和革命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有待“农人革命”的再起：“世有陈涉、刘秀、邓茂七其人乎，公理之昌可计日而待矣。”刘师培的见解在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但这无损于其自身的价值。他提出“农人革命”的主张，确是缘于对历史与现实联系的冷峻思考，和更多地表现出其“通史致用”思想的深刻性。
以上事实也说明：前期的刘师培所以成就为著名的革命党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其“通史致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