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语言不仅与其他的语言形式存在重要的差异，它在语言和意义之间的关系上也具有自身的特点，把握住这些特点是进一步理解文学语言的重要环节。
对于文学语言和意义的关系，我们主要关注三个问题：第一，文学语言能不能充分表达它的意义？第二，原因何在？第三，意义如何尽可能地被充分表达？
先来看第一个问题。陆机在《文赋》中开篇即说：“余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夫放言遣辞，良多变矣，妍蚩好恶，可得而言。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篇中也说过类似的话：“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则？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也。是以意授于思，言授于意；密则无际，疏则千里。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或义在咫尺而思隔山河。”陆机的“物”“意”“文”和刘勰的“思”“意”“言”表达的是文学创作的同一个过程：从事物或对其构想，到形成主观意向，再具体落实到文本意义。他们都认为这是一个逐步衰变、很难让人满意的过程，即文学语言根本不能充分表达作者的意图。其实这一点不光是文学，在哲学层面上尤然。老子的《道德经》中第一句话就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庄子也说过：“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庄子·秋水篇》）《周易》中的话尽人皆知：“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系辞上》）孟子也说过：“故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孟子·尽心上》）西方哲学对语言的怀疑更是根深蒂固的。先不说怀疑派的过激言论，维特根斯坦指出哲学上的争论都是来自语言本身的含混，因此他呼吁不能言说的部分必须保持沉默；海德格尔不信任哲学语言，在其创作前期，他宁愿将日常语言加以改造重新赋予新义，借以表达他对存在的理解；后结构主义更是发现，意义只能在语言的延异游戏中被无限延宕，它不可能被最终锚定，就像永远等不到的“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