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情动于中而形于言，那么在言出之前，必然有一个相对地固定思想的过程，我们把它叫作“构思”。《文心雕龙·神思》用非常缜密细致地论述，全面讲到怎样进行文学构思的问题，后人研究《文心雕龙》时，认为《神思》是全书创作论部分的总论：“它从构思以前的准备工作，讲到构思时的想象，……这篇是以构思为主，所以又是剖析情理的第一篇。”[2]
《神思》一篇说“文之思也，其神远矣”，讲了想象与文思的关系，并非常具体地指出：“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辞，然后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这些文字非常清楚地阐述了陶钧文思的方法。
构思是连接物与神的关键部分，《神思》篇讲：“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就是说构思阶段，人可以展开非常丰富的想象，认知能力发挥起来以后，可以在大脑中构建非常多彩的意向，这一切都是“思理之致”。又说：“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这几句充分讨论了“神”与“物”的关系，并认为精神和元气是人的“神”的关键，语言则是用于表征外物的机制。刘勰分析了构思的本质，并以“神与物游”的观点，论述了构思时主客观交融的一种态度。
关于这个主客观交融的问题，在西方的现象学文论中也有呼应。伊格尔顿在《文学理论导论》一书中谈到了胡塞尔现象学的一些原理，他认为：“所有超经验的东西都应该被排斥，现实须与纯粹的现象相联系，这是我们的心智的表现方式，也是我们得以开始思维的可靠机制。胡塞尔把这种哲学方法命名为‘现象学’，是关于现象的纯粹科学。”伊格尔顿进一步认为，现象学文论是一种把胡塞尔现象学用于文学批评的尝试，如同胡塞尔用括号“悬置”了具体物的属性一样，现象学文论把文学作品的一些“无关”因素也悬置了，包括文学作品的社会历史背景、它的作者以及创作和阅读的具体社会历史条件等。这就是说，现象学是要求排斥超经验的内容的，但又不是被动地看待客体，而是要求用主客观交融的方式直观地观照客体，这一点呼应了“神与物游”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