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从第三十二篇《镕裁》一直到第四十四篇《总术》，全部谈论具体写作的方法，也就是怎样能够把灵感和构思落实到纸面上。一个人的灵感、思路毕竟是纯粹精神的东西，要让它们转化成真正的文学作品，必须有一个把它们语言化、文学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即创作的物化阶段。
《镕裁》一篇主要讲的是怎样炼意和炼辞。首先要考虑情意，在确定情意的基础上考虑使用什么样的体裁；确定体裁后要考虑用什么样的文字来使立意物化，既包括选择主题的问题，也包含修辞的问题。这一篇说：“情理设位，文采行乎其中。刚柔以立本，变通以趋时。立本有体，意或偏长；趋时无方，辞或繁杂。蹊要所司，职在镕裁，檃括情理，矫揉文采也。规范本体谓之镕，剪截浮词谓之裁。裁则芜秽不生，镕则纲领昭畅，譬绳墨之审分，斧斤之斫削矣。骈拇枝指，由侈于性；附赘悬疣，实侈于形。二意两出，义之骈枝也；同辞重句，文之疣赘也。”这是从情理、体例、内容、修辞的相互关系来谈，要根据气质的“刚”“柔”来选择文体，要根据时数的变化来选择得体的言辞。
在沈约“四声八病说”的基础上，刘勰也全面地研究了文学不能回避的声律问题。关于声律部分的论述，是汉语独有的特色，彰显了汉语言文学的独特价值。在南北朝时期，随着文学理论的自觉发展，汉语的语音美也进入了文学家和批评家的视野。范晔能识宫商，把语言音律问题纳入文学的范围；在阴阳上去四声的基础上，沈约又提出了“八病”的概念，创制了格律诗；刘勰在《声律》一篇中谈到了语言音律难于音乐的问题。[5]另外，刘勰还在该篇中总结了其他一些诸如声与字的用法等问题，体现出我国古代文论中就有了高度丰富的音系学成就。无独有偶，西方文论向来也关注声律问题，只是语言的不同使得研究的方法和结论都大不一样。从声音的意义上谈，西方人认为“每一件文学作品首先是一个声音的系列，从这个声音的系列再生出意义”[6]，这就是说语音美是文学艺术的重要构成，体现出了西方以表示语音的符号为语言的特点。他们认为语音与意义密不可分，所以关于声律的研究也不是对声音表演的研究，而是对语音固有的内在规律的研究。一个重要的证据是，现代语言学的重要分支音系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可以相互区分的语音基本元素“最小对立体”——就体现出了人类语音的基本属性，这也是语言音乐性的来源。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对声律的研究更多是以一种近似科学分析的方法展开的，而中国的声律研究则更贴合传统意义上的文学艺术技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