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我们常常说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一样，出生背景和成长环境对于作家也并非无关紧要，这种关系常常会以一种直接的方式进入文学作品。比如，中国现代作家巴金，出生于成都一个封建大家庭，这种背景和经历无疑对于作家创作出他的代表作《激流三部曲》至关重要。19世纪美国女作家伊迪丝·华顿出生于纽约名门望族，基于她所出身并熟知的纽约上流社会，她写出了《快乐之家》和《纯真年代》这样的杰作。由于作家往往会写作自己最熟悉的东西，所以从作家作品中常常可以有意或无意地找出作家的家庭背景，或者作家自己的影子。正因为如此，人们有时候会有意无意地把作品与作家传记画上等号。
这种“知人论世”的方法，在中国文学传统中有着悠久的历史。最早可见《孟子·万章下》：“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根据孟子提出的这一文学批评原则，文学作品和作家本人的生活、思想、经历以及时代背景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唯有通过“知其人”“论其世”的方式，即通过了解作者的生活经历和时代背景的方式，才能真正准确地理解和把握作品。孟子这一原则对后世的文学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清代章学诚说得更为直截了当：“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文史通义·文德》）[1]所以，作家和作品之间的联系，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参照作家生平的。比如，我们在理解古代诗歌作品的时候，如能参考诗人的生活经历或游览轨迹，必然会获得更深的体会。但是我们不能认为文学作品必然是作家对个人生活经验的完全摹写，也绝非是完整的另类传记。因为作家的创作构思，是通过想象和联想等思维活动对材料进行选择、加工、改造，不管他使用的是与个人环境紧密相连的材料，还是通过观察和思考得到的他人或社会的材料，又或者是通过大胆想象和构思而建造的想象性材料，必然会与作家个人背景产生距离，如果要机械地到作品中找出作家生平的映射，在作品人物身上去对号入座，无疑不符合文学的基本规律。即便有些类型的作品，如自传性作品，大体可以看成是对作家生平的完整记录，但由于其作为文学作品的一种类型，也会具有一定的虚构性。即使是那些号称忠实的记录经历和思想的自传，也无法将生活中的真实自我和真实事件，原封不动地在作品中予以呈现。因为“自传作者叙述的不纯粹是事实，也不纯粹是经验，而是经验化的事实”[2]，而经过这个经验化的事实过程，事实已经是作者操控后的事实，是可能出于某种目而展现出一种“自传式自我”，而非真实的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