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现代文论在本质论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这就是语言转向。根本上来说，它是现代哲学的转变在文学理论领域的一种反映。
文学理论中的语言转向可以分为两条路线，一条是现象学路线，另一条是语言学路线。前者以海德格尔为主要代表，包括伽达默尔、英加登以及姚斯、伊瑟尔等。海德格尔将语言从工具论提升到了本体论乃至存在论的高度，将其视为“存在的家园”。不过他所谓的“存在”（being）并不是实体之在，而是意义之在，表示的是主语和系词之间的意义关系，因此，存在只能在语言表达关系中确立起自身。海德格尔甚至认为语言的发生乃“存在之天命”。但他又感到资本主义日常的堕落的语言已经不能承担起这种天职，于是他将目光投向了诗性语言。在此意义上，海德格尔表达了他的诗论。他认为本真的艺术是诗，而诗的语言即本质性的语言，存在借此确立，并展开原初的意义化活动。因此诗人并没有言说的权利，他只能回应存在，看护世界和大地的冲突。可见，在诗性语言中，本质上“不是人在说话，而是话在说人”。现象学的其他代表人物沿着这条路线都有各自的理论进展。他们基本上都转向了不同程度的语义学，并根据现象学的意向性理论对文学本质的发问方式进行了革命性的改造：从“文学是什么？”变成了“文学如何存在？”这一点海德格尔已经有所触及，但后者尤其接受美学走得更远，它认为脱离作者之后的文学文本已经跟作者没有任何关系，变成了未完成、具有很多未定点的意向客体，只有读者将文本中空缺的意义图式“具体化”，才能最终完成作品的存在。这就将读者的地位前所未有地提升到了决定性的位置上来。
语言学路线可以追溯到维特根斯坦，此后经由俄国形式主义到新批评，再到符号学和结构主义乃至于后结构主义。这条路线真正发现了“文学性”的最基本内核，其中最重要的代表是俄国形式主义和英美新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