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的类型无论在历时还是共时层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与差异。鲁迅说“分类有益于揣摩文章”（《且介亭杂文·序言》），但分类会因时代、社会及个体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分类标准，产生不同的划分形式。古代对文学概念的界定较为模糊，对散文的理解更接近于杂文学的含义，纯文艺的散文较少，并且古代散文范围涵盖较广，注重功用性，与现代散文有很大区别。古代散文散见于各种文体，包括经、史、子、集中，很难将其进行清晰的分类，例如，刘勰《文心雕龙》中所论述的散文，包括史传、诸子、论说、诏策、书记等类型。近代以降，尤其是五四之际，散文作为一种新的文学体裁迅速发展起来，并借鉴西方“essay”的特点，初具现代散文的雏形。至此之后，学者们围绕散文作为体裁范畴进行了诸多具有启发意义的尝试性探索，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即散文类型的划分。而诸多的划分恰好从侧面反映了散文内涵与外延的复杂性，“为一种体裁类型往下划分亚型（其实就是该类型的外延），总要有一个合理的法则或标准（其实就是该类型的内涵），掌握这个标准与对把握该体裁类型不断递变的轨迹至关重要。”[13]其中代表学者有王统照、余光中、佘树森、吴调公、杨牧、林非等。王统照在《散文的分类》中将散文分为五类：“历史的散文（例如司马迁的《史记》）、描写的散文（例如陶潜的《桃花源记》等）、演说类的散文（在中国是缺项）、教训的散文（又称说明散文，包括了中国散文里的多数文章）、时代的散文（亦称杂散文，最普通与最主要的是论文）。”[14]而杨牧在《中国近代散文》中将散文分类与具体作家联系在一起：“一曰小品，周作人莫定其基础；二曰记述，以夏丏尊为前驱；三曰寓言，许地山最称淋漓尽致；四曰抒情，徐志摩为之宣浅无遗；五曰议论，趣味多得之于林语堂；六曰说理，胡适文体影响至深；七曰杂文，鲁迅总其体例语气及神情。”[15]其他分类此处不再一一赘述。上述学者分类不乏创新之见，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质言之，“这些分类或失之于简陋；或繁杂重复；或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或划分交叉，有的剩余，有的超出。”[16]缺乏一定的严密性与逻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