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而上学批评是指对文学作品的分析超越其具体形式和文本的实际意义而上升到终极实在或所谓“源初存在境遇”的一种文学批评模式。如果说形式结构批评是文学的文学解读，社会历史批评是文学的社会学解读，那么形而上学批评就是文学的哲学解读。这是一种最具高度、也是最彻底的解读方式，它的重心往往并不在于文本本身，而在于它所蕴含的真理。因此，对形而上学批评来说，文学不过是一种工具或中介，它的内涵终究要被其中所蕴含的终极实在抽绎、淬炼并生发出新的内质。历史上来看，持这样的解读方式者不乏其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自不待言，后来的黑格尔、叔本华、尼采、马尔库塞、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德里达等都是其领军人物，一定意义上来说，所有的“审美主义”者多多少少都有形而上学批评之嫌。因此，我们只能从中找出几个典型人物做例证分析。
先看黑格尔。黑格尔认为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而理念是一个历史化过程，它从纯粹概念出发不断“异化”，实质上也就是能够不断自我实现的“绝对主体”。理念本身是真实的、普遍的，也是抽象的，在艺术阶段它显现为符合现实的具体形象，并与现实结合为直接的、妥帖的统一体。在这个意义上，艺术中必然蕴含真理，用黑格尔自己的话说，“美就是理念”，而艺术形象也就是理念的感性形式。可见，艺术品包括文学作品在内，都是真理在不同程度上的“自我创造”形式，它既绝对真实，又处在特定的异化阶段，它的唯一宿命必然是走向终结，所以黑格尔提出了“艺术终结论”的著名命题。
黑格尔的思想严重影响了海德格尔，只不过在海德格尔那里，艺术非但没有终结，而且还与存在紧密联系在一起。说到底，黑格尔实际影响到海德格尔的是探究艺术与真理之间关系的思考方式。对海德格尔来说，艺术品尤其诗性语言是存在唯一可以安顿下来的地方，因为语言被认为是存在的疆域，而诗性语言与存在一体两面，因此在其中只需倾听，存在已经“自行置入”。海德格尔因此认为诗人无须写作，语言本身已经在说话，诗人只不过是回应存在，也只能在意义的起源处看护存在，以聆听诸神的召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