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语言工具论
人们常说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是文学的第一要素。最早对语言做出如此明确定位的人是高尔基，他说：“文学的第一个要素是语言。语言是文学的主要工具，它和各种事实、生活现象一起，构成了文学的材料。”[1]由此可以看出，高尔基虽然强调了语言对于文学的重要性，但他实际上是一个“工具”论者，他对语言的重视依然局限于“工具”论的思维框架中。所谓工具论，即认为语言只是一种“形式”“工具”“媒介”“载体”，它的功能在于表达生活和情感的内容，内容具有“优先权”，而包括语言在内的形式则处于被内容决定的位置。
语言工具论有其合理的一面，因为语言是思想情感的物质外壳，没有语言的固定，思想与情感依然处于原生状态当中，散乱一片。而只有通过语言，才能为思想情感赋形。但是，也必须指出，由于语言工具论过分强调了语言的从属地位，致使许多现象无法得到充分解释。比如，当人们谈到理性内容或思想情感对于语言具有绝对的优势时，可能会遭遇这样的追问：人们在思维的时候需要不需要语言？如果不存在没有语言的思维活动，那么语言在思想被表达之前就已经参与了思维活动。因为有了语言，才有了思维过程；因为有了思维过程，也才有了思想的成果。“工具”论者更多地看到了思想的结果需要借助于语言，而没有看到思想的过程同样需要依靠语言。而一旦意识到语言参与甚至塑造了思想，语言工具论的偏颇也就暴露出来了，人们也就需要对语言重新认识。
2.语言本体论
正是意识到语言工具论的缺陷，语言本体论开始浮出水面。自从有了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对“语言”（language）和“言语”（parole）的区分后，人们对语言的看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杰姆逊（Fredric Jameson）指出：“在过去的语言学中，或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一个观念，以为我们能够掌握自己的语言。语言是工具，人则是语言的中心；但现代语言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成为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结构主义宣布：说话的主体并非控制着语言，语言是一个独立的体系，‘我’只是语言体系的一部分，是语言说我，而不是我说语言。”[2]正是由于结构主义语言学对语言的高度重视和强调，语言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殊荣，语言也因此上升到“本体”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