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写作论中，流行着再现说与表现说两种说法。再现说认为，文学是对生活的摹仿。如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艺术也是这样造成和谐的，显然是由于模仿自然。绘画在画面上混和着白色和黑色、黄色和红色的部分，从而造成与原物相似的形象。”[1]柏拉图既在“迷狂说”中推崇灵感，又提出了“镜子说”：“拿一面镜子四面八方地旋转，你就会马上造出太阳，星辰，大地，你自己，其他动物……”“我想画家也是这样一个制造外形者。”[2]亚里士多德进而把摹仿视为人的本能：“人从孩提的时候起就有摹仿的本能（人和禽兽的分别之一，就在于人最善于摹仿，他们最初的知识就是从摹仿得来的），人对于摹仿的作品总是感到快感。”[3]又认为：“史诗和悲剧、喜剧和酒神颂以及大部分管箫乐和竖琴乐——这一切实际是摹仿，只是有三点差别，即摹仿所用的媒介不同，所取的对象不同，所采的方式标不同。”[4]到了别林斯基还有这样的说法：“诗歌是生活的表现，或者更确切点说，就是生活本身”“生活和诗歌简直就是同一个东西。”[5]在西方，一直到浪漫主义产生以前，艺术创作论都是奉摹仿论为圭臬。
表现说的基本观点是，文学是心灵的表现。表现说的出现很早，柏拉图的“迷狂说”和“灵感说”认为：“抒情诗人……不得到灵感，不失去平常理智而陷入迷狂，就没有能力创造，就不能做诗或代神说话。”“无论在史诗或抒情诗方面，都不是凭技艺来做成他们的优美的诗歌，而是因为他们得到灵感，有神力凭附着。”[6]这个观点与他所说的诗与理式隔着三层有点矛盾，但是柏拉图的灵感说影响深远。康德的“天才论”也属于表现说：“美的艺术不能不必然地被看做天才的艺术。”[7]“一种自然美是一个美的事物；艺术美则是对一个美的事物的美的表现。”[8]此后尼采（Friedrich Nieztsche）的“酒神精神”说、柏格森（Henri Bergson）的直觉说、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升华说、克罗齐的直觉表现说以至诞生于现代主义思潮中的各种艺术创作论都可归于表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