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起源是人类发展史上最重要但又最复杂的问题之一。早在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曾从阶级、阶级矛盾的角度对国家进行过认真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具有指导意义的思想。恩格斯指出：“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相互冲突的阶级，不至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1]这就是说，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它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2]它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在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地方、时候，为了不使对立的双方在无谓的斗争中消亡，就产生了一种新的力量，这就是国家。马克思等经典作家的上述论断，揭示了国家的本质特性——阶级性，为人们认识国家的起源提供了新的视角。但是，应当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在国家的起源问题上，虽然更多地强调阶级的分化，更多地强调阶级斗争的作用，但他们从未认为国家产生的唯一根源和途径是阶级间的斗争。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明确指出：国家的产生不仅是出于阶级斗争的需要，“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3]在另一处，恩格斯还进一步考察了国家的外部因素并着重分析了这些外部因素对国家的产生所起的历史作用，指出：“社会创立一个机关来保护自己的共同利益，免遭内部和外部的侵犯。这种机关就是国家政权。”[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