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在公元前3世纪末叶以前，没有自己的历史作品。也就是说，罗马历史已经发展了500余年，罗马的国家也业已从意大利的征服者变成了地中海的霸主，但反映这一过程的历史著作一直没有出现。当时罗马人有的是：固有的社会基本单位氏族和家族原有的传统、记录、信物、纪念物等，例如祖先的腊制面具、葬礼演说辞、家谱、氏族或家族大事记等。罗马人通过这种族谱和传统记录把自己和祖先联系起来，以先人为典范，激励后人虔敬祖先，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据萨鲁斯特记载：昆图斯·马克西姆斯、普布利乌斯·西比阿和其他著名人物都宣称，“每当他们看到自己祖先的面具时，他们心中都会不由自主地鼓起追求德行的勇气。”每当他们回忆起祖先的丰功伟绩，常常会“**勃发，直到他们自己的勇敢行为赶上他们祖先的声誉和荣耀为止。”[1]当然，上述记录都很简洁，也没有经过系统的整理，因而只能算作是史料而已。
在罗马人看来，“早先的历史不是什么别的，只是一种年代记汇集”。汇集所记的内容包括农业情况、气候、天灾、异兆、占卜、公共祭祀、宗教活动、选举以及在职高官姓名等。记录由大祭司集团负责、积累保存，史称大祭司年代记。西塞罗说：“为了保存对公共事件的记忆，自罗马建业开始直至大祭司普布利乌斯·穆基乌斯（Publius Mucius），大祭司把每年发生的所有事情写在白板（tabula alba）上，置于宅前，以让人民熟知其事。”[2]
大祭司年代记因为内容散乱、简单，所以常常为老加图等学者所不耻。加图认为：历史学家在大祭司年代记中找不到多少有用的信息。因为这些年代记只记录灾荒、日月蚀和其他预兆。[3]但从历史学发展的层面上看，大祭司年代记的原生性和导向性作用不应忽视。因为它是拉丁文化的本源，是拉丁民族文化自身演进的结果。罗马史学之所以长期带有编年史特点，与早期形成的这种年代记显然有着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