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罗马早期史学，罗马人自己就有过评论。他们非常明白自己的位置，也不否认自身的影响不如希腊人。例如，加图自己认为：他已经做了与斯巴达的李奥尼达同样的事情，但得不到李奥尼达同样的光荣。[1]原因就在于罗马历史记述上的严重滞后。
西塞罗的朋友阿提库斯对此则分析得更清晰、更精辟。他在竭力劝说西塞罗撰写历史作品，以改变罗马史学的落后地位时，曾这样说道：
“在大祭司长们的年代记之后（没有什么别的叙述比那些记载更枯燥的了），如果我们看一看法比乌斯，或者你常常提到的加图，或者庇索，或者法尼乌斯，或者维诺尼乌斯，虽然他们中间可能这个人的叙述比那个人的叙述要富有生气，然而又有谁的叙述比他们的更贫乏呢？诚然法尼乌斯的同时代人安提帕特尔的叙述稍许活跃一些，并且尽管他的叙述也很粗糙，未加修饰，缺少光泽和艺术性，但他仍然能够提醒其他人更精心地写作。然而替代他的是可敬的克劳狄乌斯和阿塞利奥帕，他们与科利乌斯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却更接近于前辈们的平淡和粗劣。”[2]
罗马人自知他们的史学不如希腊人博大精深，自知其表达方式与希腊有很大的差距，而且对自身史学不发达的原因皆有深刻的分析。这我们可从萨鲁斯特的著作中看得很清楚。萨鲁斯特这样说道：
罗马人民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有利之处，因为他们中间最有才能的人们总是从事实际的事务，他们总是要在身体力行的情况下使用他们的头脑；最优秀的公民重视行动而不喜空谈，他认为他自己的英勇行动应当受到别人的称赞，而不应由他本人来记述别人的英勇行动。[3]
为改变上述根深蒂固的观念，萨鲁斯特主张：“为国家做一番事业当然值得赞赏，而以语言文字记述国家事务也是合适的。”对于罗马而言，不仅要有建功立业之人，而且要有记述别人功业的人。他们都应受到“我们的称许。”[4]萨鲁斯特的《喀提林阴谋》和《朱古达战争》就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写作完成的。如果说大祭司年代记是罗马史学之根，法比乌斯·匹克脱代表的是罗马史学朦胧觉醒的话，那么加图展示的却是拉丁民族史学的自觉，而萨鲁斯特则更有了超越希腊史学的巨大愿望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