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夫盖尼·穆拉文斯基（1903—1988）曾被视为苏维埃意识形态的一面旗帜。李欧梵在一篇采访里曾回忆20世纪60年代穆氏访美的盛况，“……个子高高的，乐团就像机器，当时真感到外星人来了”。然而，把音乐演奏得背离了人的一般承受力，是否意味着“冷战”思维对音乐的一种占领呢？或者，惯于风卷残云、摧枯拉朽的列宁格勒爱乐乐团，久而久之已经化身为一种和苏维埃美学风格互为表征的音乐生产流水线？现在能看到的各种大杂烩式的穆氏唱片中，苏联国内录音部分音效良莠不齐，好在穆氏对声乐罕有涉及，管弦乐领域，他也不是贪多务全的涉猎者。本文对穆氏唱片梳理归纳的几方面，不妨看作贴近穆氏的几个切入点。
柴科夫斯基，DG的绿色奇迹
1960年9月至11月间，出访西欧的穆氏在伦敦的温布里镇为DG公司录制了柴科夫斯基的后三部交响曲，唱片史的老柴一章却因此翻开辉煌一页。CD时代，它做成的两张套正价片成为DG的镇山之宝，封面绿色一片，淡淡的穆氏侧面肖像浮雕般泛出庄严和沉静。这套唱片创下了穆氏录音的音效之最，甚至连他80年代在埃拉托唱片公司（以下简称ERATO）的那些唱片都无法匹敌，而且，彼时列宁格勒爱乐正处于巅峰期。“冷战”武器恰恰依赖于对手的技术获得完美再现，其中寓意颇为深远。
如果把这套唱片一口气听下来，毋宁说，它是一部宏大的连成一体的巨型交响曲，激烈、严酷的凌驾于乐队之上的铜管呈现，乐队的外形不是上扬而是水平的铺展，音调宽阔柔厚，速度、强弱、节奏的变化惊人的自如而迅猛。那种风格高度统一的演奏，很自然地使人想到，老柴以呈现内心世界矛盾为要旨的后三部交响曲，乃是一个同质不同形的心灵投影的三重叠加，“第四”里狂暴的命运击打顺利地被转移，“第五”里的命运消解相对阴郁无望，自我排解的味道浓了，“第六”则是夸张到极点的第三次书写，惊天动地地挣扎成了主导印记，整个三部曲构成一个神经质的理想主义者的幻灭之路，但其惊人的雄强和紧迫，让幻灭如此靠近崇高，让沉痛如此靠近绚烂，又让告别如此靠近再生，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不过现在看来，最无法忘怀的，反而是这套录音的柔软部分，比如“第四”次乐章的双簧管吟唱、“第五”次乐章的圆号抒怀，而“第五”的圆舞曲乐章弦乐起奏和“第六”首乐章第二主题亮相的片刻弱奏，那种声音宛若消散渗透于空气中缓缓飘进心田，绝非常见的静静传递，这时的穆拉文斯基，才是真正难以企及的。DG的录音师卡尔-亨茨·施耐德捕捉了穆氏军团最细微的温情表达，此后，这样高质量的技术支持再没有在穆氏身边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