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刑事政策理论日益繁荣的背景下坚持研究刑事政策的基本问题，主要有两点考虑：一个是狭义刑事政策理论（工具刑事政策理论）的纠正；另一个是刑事政策实践（尤其是刑事立法、司法）的改善。在工具刑事政策理论的去除中，我们通过刑事政策含义、善治理论以及系统科学的应用，初步确立了广义的刑事政策（亦称刑事政治）思想。区别于狭义的刑事政策理论，广义的刑事政策理论不仅具有突出的跨学科、相对主义特征，在自身发展，尤其决策、执行方面也有严格的体系和要求。因此，刑事政策的基本问题仍然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系统地看，广义刑事政策理论的研究是从犯罪原因、功能的检视开始的。笔者认为，基于犯罪原因、功能的复杂性，犯罪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类似中医的综合治理，而绝非西医的外科手术。然而，1949年以来，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我国治理犯罪的指导思想长期偏离系统治理的根本要求。突出的情况主要有两种：一个是“以政干法”的情形，该情形下，政策压倒法律，令从口出，相当随意；另一个是基于彻底消灭犯罪的理念，试图以“严打”的方法寻求犯罪治理态势的根本好转。该两类情形，不仅长期影响我们的犯罪治理决策，而且至今还在发挥“重要的”指导作用。
新中国成立初期，受特定历史条件的限制，出现“以政干法”或者政策压倒法律的情形有一定的必然性。1949年2月，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则》在宣布“人民的司法工作不能再以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为依据”的同时，也表达了要“以人民的新的法律作依据”的愿望。但是，“在人民的新的法律还没有系统地发布以前，应该以共产党政策以及人民政府与人民解放军已发布的各种纲领、法律、条例、决议作依据。尤其司法机关”不仅要坚持“有纲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规定者，从纲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之规定；无纲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规定者，从新民主主义的政策”的办事原则，同时还要“以学习和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国家观、法律观及新民主主义的政策、纲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的办法，来教育和改造司法干部”，并以此提高“我们司法干部的理论知识、政策知识与法律知识的水平和工作能力”。不难看出，有关的治理方式，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国家观、法律观居于最高地位，新民主主义的政策次之，纲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居于最后。其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国家观、法律观（不是法律本身）、党的政策、新民主主义的政策、人民政府与人民解放军发布的各种纲领、命令、决议又都是执政党政策的表现形式。因此，执政党的政策一开始就取得了压倒法律的地位和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