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刑事政策日益成为一门显学。与此同时，刑事政策的研究也引发了很多问题，尤其刑事政策研究与中国国情的结合，套用一个颇有特点的名词，即刑事政策研究的中国特色。
一、问题的提出
2008年4月底，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河南省焦作市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联合召开了一次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和谐社会构建”为主题的研讨会，储槐植教授在总结发言时提到了一个非常简单又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对于刑事政策的重视能与中国相比？中国近几年关于刑事政策的领导讲话、会议、报告、文件之多，专家学者的文章、著作、教材的数量之大是世所罕见的。我们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陆地区（暂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刑事政策研究的著作论文做了初步检索，以“刑事政策”为篇名进行检索，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所提供的自1981年至2008年年底的涉及刑事政策的文章共计1617篇。这显然没有包括我国公、检、法、司等各级机关自己印发的各类内部刊物上关于刑事政策的文章。而关于刑事政策研究的专著、译著、教材、研究报告、论文集的数量也极为可观，从1976年北京大学法律系刑法教研室自编的《刑事政策讲义》至2008年，大约有50本之多。
储教授提出的问题反映了他卓越的全球眼光。受他的启发，笔者也萌生出一个问题。如果说储教授的问题着眼于横向的比较，那么我们的问题则注重纵向的比较：中国历史上有哪一个时期对于刑事政策的关注能与当今相比？为何当今人们对于刑事政策的兴趣空前高涨？
刑事政策一词问世于19世纪初的德国，后经李斯特、马克·安塞尔等人的发扬光大，成为一门科学。对于中国而言，刑事政策是从国外引进的舶来品；而对于当今中国的刑事政策学者而言，刑事政策一词仿佛来自隔世。其实，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20世纪初就有杜叔秀著《刑事政策讲义》在上海法政学院试行（年代不详），而出版年份确切的有夏勤、贺绍章著《刑事政策学》（北京朝阳大学1920年版）、郭卫著《最新刑事政策学》（上海法学编译社1930年再版）、张定夫著《刑事政策学要义》（上海法学书局1934年版）、赵琛著《少年犯罪之刑事政策》（长沙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张定夫编《刑事政策学大纲：上海法政学院讲义》（上海法政学院1949年版）。由此可见，刑事政策一词在旧中国已经有一定的知名度，当然其内涵和外延与如今人们所理解的刑事政策显然有较大的差距。即便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也不能说刑事政策是为人们所陌生的。证据之一就是1950年吴大业编著的《苏联刑事政策纲要》（上海春江书局1950年版），再有就是北京大学法律系刑法教研室编印的《刑事政策讲义》（1976年版），[1]尽管用今天的眼光看，这本讲义可能算不上严格的刑事政策讲义，但是它能够在“**”刚刚结束的时候面世，至少在一定意义上佐证了刑事政策一词的专业认知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