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纷纷反思“严打”。许多人开始总结“严打”存在的问题，普遍认为，“严打”斗争具有片面性、突击式、行政化、运动化等特点，不是社会治理的常态，容易违法违宪，也未能实现长效目标。原云南省公安厅厅长江普生撰文对严打整治斗争进行回顾与总结：“综观20多年严打整治斗争的历程，出现了这样一个怪圈，即发案、破案、抓人；发案多、破案多，抓人多；发案更多，破案更多，抓人更多。”[51]简言之，陷入了“打不胜打，破不胜破”的怪圈。从图4-5、4-6可知，从1992年第二次全国性“严打”以来近20年的时间里，刑事案件立案数如同芝麻开花一样节节高，自1992年158万件增至2009年近558万件，增加了约3倍。其中2002和2003年立案数少许下降，但2004年仍然转为上升。呈鲜明对比的是，公安机关破案率却连年下降，从最高的79.9%（1995和1996年）已经滑跌至最低的43.86%（2009年）。早在18世纪60年代“刑法学之父”贝卡里亚已经旗帜鲜明地指出，“对于犯罪最强有力的约束力量不是刑罚的严酷性，而是刑罚的必定性。”如此低的破案率（这里显然尚未包括已经发生了却未立案的犯罪，称为“犯罪黑数”）意味着许多的犯罪受不到惩治或者至少是不会遭到及时的惩治，那么仅仅靠对已发现的少数犯罪嫌疑人进行“杀鸡儆猴”似的惩罚，是不能指望治安形势根本好转的。
本书还认为，我国的“严打”与西方“轻轻重重”两极化政策中的“重重”一极不同，“严打”活动具有突出的政治性、军事性（战役性）和非常规性，虽然强调“从重从快”必须以“依法”为前提，但是其因政治主导而对形势需要的过分关注，必然妨害司法独立，重刑主义和法律工具主义的观念也随之膨胀。“严打”无论有效无效，都与法治国家应有的常态治理模式距离甚远。但是，如果不更新刑罚观念，“严打”还是会依旧重复，既不能解决社会根本问题，而且使执法者落得“吃力不讨好”的名声。因为：如果“严打”短期成效明显，自然会加重公安工作轻视日常“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以至于平时不注意预防犯罪，而寄希望于以消灭犯罪为目的的突击式、战役性、周期性行动；如果“严打”短期成效不明显，执法者会倾向于加大“严打”的力度和频度。例如第三次和第二次全国性“严打”斗争的间隔时间已经大为缩短，这还不包括年度性的专项运动在内。据说，我国用于“维稳”的经费每年都破纪录，由此说明社会动**程度更大，安全成本跟着水涨船高。2010年5月27日《社会科学报》公布：2009年度全国维稳经费达到5140亿元，中央政府公共安全支出增长幅度达47.5%。有的学者公开对此评价道：这个数字已逼近全年军费开支，完全可以用“天价维稳”来形容。[52]这一现象令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