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10日晚，上海天气凉爽，约好到朋友家去聚会，看他们打台球、谈音乐、聊生活。我坐在96路公车上，思想在例行放空，行至一半，电子报站器吐出“瑞金医院到了”六个字突然把我喊醒了。杨立青就是在这里病逝的。我的思绪一下子又回到音乐上。
是下午得知杨先生逝世。杨先生在我眼里首先是一个作曲家，就像沃尔夫冈·里姆、格鲁伯或萨利亚赫一样。乐迷缅怀作曲家的方式就是找出他的音乐。面对着一整墙的大黄标、小红标、蓝红标和各色各国唱片，我甚至翻出了阿尔贝尼斯写的歌剧，却竟然连一张他的音乐也找不出。我想这是98%的中国现代作曲家共同面临的窘境，他们的音乐更多以长白山音像、旅游声像、山西音像、北光音像、内蒙古音像、广西民族音像、齐鲁音像出版的VCD闹哄哄、乱糟糟地在二线城市的某个超市的角落里积灰，或者以MP3的形式在音乐人的QQ之间廉价地飞来飞去。
就像在美国国土安全局的定义里“潜在的恐怖分子就是恐怖分子”，音乐无法广为流传开来的作曲家等于没有音乐的作曲家，和“不会生养孩子的女人不是完整的女人”的传统观点是一个意思。这也是一个产业链的悲哀。唱片界的长期不举、媒体的弱智无能、大众的审美白痴，也有作曲界的自命不凡，造就了一代学术界的作曲家、学院派的启蒙家、学生心中的教授、系主任口中的院长。他在不同人的眼光里排列出不同形状，就像三十六变的哪吒一样。在老师眼里他意味着加薪，在毕业生眼里他意味着饭碗，在学生眼里他意味着不挂科，在同行眼里他意味着少产。在我眼里他就是作曲家，虽然我只现场听过他的两部作品，而且还是工作需要：《引子，吟腔与快板》和《木卡姆印象》，让我留有印象但不会反复聆听的音乐。我不知道杨立青在大众眼里意味着什么，因为我无法代表大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