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先锋艺术的案例逼迫人们将艺术的本质问题转变为艺术品的资格或身份问题，这涉及艺术体制这一当代艺术社会学的核心范畴。丹托、迪基、布迪厄、比格尔等理论家都对艺术体制的问题做了研究。艺术体制是特定时期存在的关于艺术的观念与知识系统，以及艺术品赖以存在的生产、消费、评价的完整的社会机制。艺术体制将艺术品放置到一个动态的网络关系中，在这一场域内，不同的行动者（艺术家、艺术商、批评家、博物馆负责人等）携带着自己的文化资本进行权力争夺或合作，在这一过程中，艺术之名被确立。如何理解当代中国的艺术状况？必须考察由国家艺术组织、艺术市场机制、艺术批评体系、艺术教育与艺术学科体系等几方面构成的整体的艺术体制，才能对其有恰当的把握。尽管艺术体制是一个具有很强解释力的范畴，但我们也不应该将其极端化，艺术仍有其内在的兴辞特质，兴辞与体制之间达成一种相互认可与支持的协商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