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萨义德最初以一位文学和文化评论家身份进入我的阅读视野，《东方学》开启后殖民理论，回忆录《格格不入》可以与一部卓越的文学作品，如帕穆克《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相媲美，接着他与指挥家巴伦博依姆的谈话录《在音乐与社会中探寻》一书使得他的乐评家身份明朗起来，音乐论著《论晚期风格—反本质的音乐与文学》里将“晚期风格”这个名词从德国哲学家阿多诺处接手后发扬光大，《音乐的极境》则是萨义德另一本谈论古典音乐的随笔，收集了他担任The Nation乐评期间所写的文章，向我们敞开了萨义德生前两个光辉的细腻世界：钢琴和歌剧。他对文学的叙事完全承袭了欧洲大作家普鲁斯特、托马斯·曼的传统，他对音乐的阐发则追随着阿多诺。
细看本书目录，大有来头。巴伦博依姆写前言，这位钢琴界和指挥界炙手可热的大腕，与萨义德对谈起来优游于音乐、哲学、政治之上，他以一位音乐界人士的眼光看萨义德的乐评：独创而富于启示。萨义德遗孀玛丽安·萨义德作序，写丈夫如何爱乐，—给儿子治病期间、痛失母亲时仍不忘听音乐会，目的是让自己淹没在辉煌的音乐里—面对死亡阴影，音乐带来的与其说是力量，不如说是沉坠。附录《巴赫/贝多芬》更像是一篇跋文，面对正沦落为生意场的音乐界，萨义德搬出最古典的两位—巴赫/贝多芬，开出一支强心剂：“音乐是最玄默的艺术，也是最直接的方式动人、最直表达的艺术。”《音乐的极境》跨越了三个十年：第一部20世纪80年代，第二部20世纪90年代，第三部2000年以后。三个十年最突出的写作对象是格伦·古尔德、瓦格纳和贝多芬。第一部16篇文章，从古尔德、音乐节、理查·施特劳斯、瓦格纳、全套贝多芬、莫扎特歌剧等入题；第二部是重中之重，一共23篇，依然是歌剧的天下；第三部最短，只有五篇，最后一篇《不合时宜的沉思》评论所罗门的《晚期贝多芬》2003年9月刊登，三周后萨义德离世了。标题《不合时宜的沉思》如一句谶语，最出色的“晚期风格”弹奏，像一首钢琴奏鸣曲从容的小快板，将他带走，这就是结束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