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山上下来，夕阳铺满了小镇，经过校园门口，广播里传来一曲萨克斯吹奏的《茉莉花》，周末学生陆续返校学校电台播放音乐助兴。《茉莉花》是首很经典的江南小调，20世纪90年代初由一个叫肯尼·基的美国人用萨克斯将它吹奏出来，使它也像他最著名的《回家》一样流行起来。情人伫立在树林间，萨克斯曲就缠绵地绕着他们的身子飘来**去，那时我们正在念大学。那时，我还不知道一位生于1860年叫古斯塔夫·马勒的奥地利作曲家，《马勒：未来的同时代人》一书十年后来到我的书架上，书这样开头：“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博士可以心安理得地在波罗的海海滨度他的假期了，”颇像小说叙述模式，同为奥地利人的弗洛伊德以精神治疗著名，与从事音乐的作曲家马勒有何关联？他为什么“心安理得地去度假”了？什么事情让他不安，现在却可以心安理得了？既然是马勒传记，扯出这位精神分析学家来，可以想见是马勒的精神出了危机，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危机，果然在行文到第七页的时候，阿尔玛身像出现在书中，风姿绰约的她裹在一款轻纱里，有着谜一样的眼神（阿尔玛有作曲天赋，被马勒限制了），哪怕过了近一个世纪仍让后来者感受到美的冲击，她的丈夫古斯塔夫·马勒此番依旧的消瘦，依旧地在音乐里叙述他的老去和对美的留恋。《第五交响曲》第四乐章小快板、《第六交响曲》第三乐章如歌行板、《第九交响曲》极柔板等都是他们的写照，阿尔玛出轨如同一记闷拳将这位50岁的作曲家击倒在地，与弗洛伊德会晤后一年马勒病逝。芝加哥交响乐团演绎马勒《第六交响曲》时表现英雄经历命运的三次击打，一名女鼓手拿木槌砸向大鼓，她的迅猛有力给马勒以彻底了断。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分离后再听马勒是有益的，这好比与一位朋友相处，时间所带来的距离感往往能使听者获取更多乐趣。去年我把聆听时间给了瓦格纳和布鲁克纳，虽然马勒的到来远远先于后两者，布鲁克纳的克制、瓦格纳的歌剧色彩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马勒的不足。马勒音乐的个人色彩非常浓郁：当我寻求美时它是美的（《第二交响曲》、《第五交响曲》）；当我寻求迷人时它是优雅的（《第三交响曲》第一乐章“鲜花与野兽的对答”、《第四交响曲》开头的雪地铃铛）；当我悲伤时它是忧郁的（《第六交响曲》、《第九交响曲》），马勒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多数人的情感。有人怀疑马勒的才能，法国作曲家皮埃尔·布列兹是其中一位，认为马勒太像个指挥家而不是作曲家，在原本十分严谨的交响乐领域里强加了吵闹混乱的因素，在我们乐迷听起来如一排排巨浪滚来的乐句被布列兹讥为“陈词滥调的感伤和吟唱”。当我静下心来听马勒时，会有“情感过分”的感受，我把马勒放下了，许久后再听，依然被波澜壮阔的乐句所打动，马勒作品有如此魅力：“你想突然、彻底地赶走它们时，它们却依然存在着。”（布列兹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