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西方思想史的人都知道，要理解西欧思想与东欧思想的区别，最好的方式仍然是从罗马与君士坦丁堡、从天主教与东正教的区别着手。天主教精神，即使在最绝望时刻，也不会失控。西欧思想，即使万物崩溃，也可以凭借托马斯·阿奎那的理性逻辑而屹立不倒。但东欧并不这样认为。斯拉夫人直面生活世界的悖论，在西欧存在主义产生前半个世纪，就已经预见了存在的荒谬性。要理解东西欧洲的不同，最好比较柴科夫斯基的《悲怆》交响曲与马勒的《悲剧》交响曲。
尽管阴郁黑暗，风雨如磐，都充满绝望与神经质甚至有些歇斯底里，但《悲剧》与《悲怆》，性格差别之大，犹若两个不同的星球。用心听的人，都会感到马勒第六交响曲的风光旖旎，不由自主地跟着连德勒舞曲手舞足蹈。然而《悲怆》会让我们潸然泪下。《悲怆》以丝毫不逊于马勒的真诚，断然拒绝任何精神“超越”，飞驰的意象与疯狂的能量，抵达心理承受的极端。然而马勒《悲剧》交响曲徘徊在绝灭的边缘，但奥地利犹太人马勒，绝不会像《悲怆》那样拒绝超生，义无反顾地走向灭绝。
从哲学上来说，《悲怆》以与贝多芬交响曲完全相反的取向，形成交响乐史上的转折点，以柴科夫斯基绝对真诚的人格，标志着交响乐的自戕。以此观照，同样为“第六”、同以“悲”为名的马勒第六交响曲，悲而不悲。毋庸置疑，马勒像许多其他伟大艺术家一样，超越自我，穿透个人生活的表象，达到伟大人道主义的高度。但是，柴科夫斯基第六交响曲已经超前地属于存在主义甚至后现代。从这个意义上看，马勒是保守的。
不应当忘记，在马勒创作第六交响曲时，这位维也纳国家歌剧院院长，义无反顾加入为法国犹太人德雷弗斯冤案平反的“我控诉”欧洲行动。马勒从来不是象牙塔里的知识分子。马勒对指挥家瓦尔特、克莱姆佩雷尔，舞台设计师罗勒等，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为了布鲁克纳作品的出版，马勒把老师同自己的收入账户挂在一起。弥留之际，他还在担心经常衣食无着的勋伯格的生计。马勒的一生，是仁者的一生、面向他人的人生。在这一点上，他与自我中心的柴科夫斯基完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