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从1934年2月国防需要委员会第1份报告首次提及“大陆义务”，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几个月“大陆义务”被英国政府正式接受，漫长的过程可以体现出这背后的阻力和曲折。
首相张伯伦对于英国承担“大陆义务”是极其勉强的。他在家信中曾表示：“我相信只要外交部多加重视，重整军备与同德意搞好关系的双重政策能够使我们安全度过危险时期。”[363]张伯伦的观点代表了当时英国社会大多数公众的心理，他们不愿意再次陷入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西线战场那样残酷的堑壕战。当时英国社会普遍认为，陆军的领导者应该为西线发生的恐怖杀戮负责。[364]
英国学者迈克尔·霍华德评价道：“三军参谋长是支持《慕尼黑协定》的第三集团的头脑，他们认为英国国力过于虚弱，难以进行战斗”，他们希望政府能够像1902—1907年那样通过外交手段使国家避免陷入一场超出自身能力的战争，“但是，自1904年以来，世界已经发生了改变。英国的潜在敌人现在不包括愿意以殖民扩张为代价换取欧洲安全的法国，或者是被国内革命和对外失利所撕裂的俄罗斯帝国……其次，本土防御和帝国防御的双重义务现在看上去显然是如此地压倒一切，以至于难以有多余的力量去完成英国国防政策的第3个传统目标，这个目标即使没有被彻底遗忘，现在也被视作是完全过时，即维持欧洲的势力均衡”。[365]
另一方面，即使正式接受了“大陆义务”，英国计划中的远征军无论从规模还是装备和后备力量来看，也是远远不够的。英国官方军史学家诺曼·吉布斯指出，英方在英法参谋会谈中提出的上述新计划，受到了整体补给状况的制约，在高射炮、反坦克炮等武器装备方面存在诸多缺陷。[366]陆军在英国的3个军种中一直是最不受重视的。历史学家梅德利科特指出：“陆军最苦，因为在1938年以前，理论上一直认为，陆军的目的仅限于在欧洲击退或防止敌人的入侵，以及在欧洲以外的防御性行动，超出这个限度均构成为侵略战争作准备的行动。”[367]保罗·肯尼迪则指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大部分年头里，英国陆军又回复到维多利亚时代所起的作用：视俄国对印度的威胁为严重的战略威胁（尽管这种威胁比较抽象），日常的军事活动是使当地居民保持安定。”[3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