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战前英国的军事战略
自英王威廉三世之后，英国一直遵循“大陆均衡”的欧陆战略，即在权衡欧洲大陆的情势后，站在力量较弱或受威胁较大的一方，维持欧陆的势力均衡（Balance of Power）。具体策略首先是依靠一支足以控制英吉利海峡的强大海军，抵御大陆强国的入侵；其次是阻止敌对国家控制低地国家（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及其沿海港口。为此，英国愿意加入任何反对欧洲霸权国家的行列。历史上英国与法国、德国（普鲁士）、奥地利、俄国这几个大陆强国分分合合，目的就是要维护欧洲大陆的势力均衡。
英国在欧洲采取势力均衡政策，是其地缘政治战略的现实需要。地理位置对其外交政策和军事战略有着深远的影响。如果整个欧洲大陆被一个国家控制，作为大陆边缘的岛国，英国的生存与安全必然受到威胁。因此，这种政策传统决定了英国政府在和平时期不愿意针对某个特定国家制订战争计划，而是在确切的危险临近时再有针对性地出台相应的作战方案，用以指导将要发生的战争。1924年英帝国总参谋长卡万伯爵（Earl of Cavan）的一番话表达了这一政策传统。他说：“在当前的世界形势下……没必要浪费我们的时间和精力去精心编纂针对假想敌的战争计划，以此来证明我们的存在。”[1]另外，正如英国历史学家A·J·P·泰勒所总结的，英国人“决不在多少还不确定的未来承诺任何事情，而是等待事件发生时再决定采取什么方针”[2]。
在取得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的同时，英国付出了国力衰落的代价，主要表现在经济和海军优势地位遭到削弱。整个帝国因战争死亡近100万人，150万人受重伤，商船损失了40%。英国战争费用为90亿英镑，欠债13.4亿英镑，是战前债务的14倍多。战争导致工业生产混乱，出口锐减；在复员的压力下，两次大战之间的失业人数一直居高不下，从没有低于100万，国家一度面临俄国式革命的危险；伦敦的世界金融中心地位逐渐被纽约所取代。[3]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社会出现了普遍厌恶战争的和平主义浪潮，“到20世纪30年代，英国很大部分精英（不仅仅是知识分子，还有政界和统治阶层）已转而确信大战没有胜利者，所有参战国都失败了”[4]。曾担任财政大臣和首相职务的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声称：“战争，什么也赢得不了，什么也医治不了，什么也结束不了……战争中没有赢家，都是输者。”[5]更有甚者，“反战的反作用力量使20年代一切军备计划都成了可笑的事，而且在30年代末期仍然阻碍全面重整军备”[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