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在东西方都拥有重要的安全与经济利益的英国，在欧洲、地中海和远东的局势都在恶性发展的情况下，是希望与美国合作形成对法西斯国家的威慑力量的。1936年11月，艾登在得悉罗斯福打算召开世界和平会议的消息时表示支持，并在一份外交部的备忘录中写道：“也许它不会成功，但只要作了努力，并能使独裁国家遭到挫折，那么就有益于对世界舆论（特别是对美国舆论）的教育。无论如何，不赞助总统的主张（如果这是他本人的主张），显然是我们的一大错误。”[20]但是要按照美国的既不承担政治义务又要在其他领域发挥主导作用的条件进行合作，就产生了障碍。
首先，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特别是美国通过了《中立法》并不断声称绝不介入欧洲的政治问题后，英国对美国极不信任。当时英国的政界上层人物往往把美国看成是无可救药的孤立主义者，而且直到内维尔·张伯伦在1937年5月就任首相时，他们仍然认为美国的政策是迟疑不决的和混乱的。[21]正如20世纪30年代曾多次担任英国政府大臣的塞缪尔·霍尔在其回忆录中所说：“不管是对还是错，我们确实不是对美国的良好意愿，而是对美国是否准备把它的那些令人鼓舞的言辞付诸实施，表示深深的怀疑。”[22]即使是主张与美国合作的外交大臣艾登也认为，美国对世界和平所能作出的一项最大的贡献就是修改现行的《中立法》。首相张伯伦则认为，只要《中立法》继续存在，美国就不能对欧洲的稳定作出什么贡献。[23]中日战争爆发后，张伯伦把未能阻止战争爆发的原因归于美国的政策，他在8月29日的一封信中写道：“美国人还要作出很大努力才能成为世界事务中有益的伙伴。我曾设法试图使他们干预中国和日本问题，但是他们太害怕自己的人民了——虽然我认为，如果他们愿意发挥作用的话，那是有足够的机会可以制止战争的。”[24]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政府对美国的和平倡议的价值大加怀疑。张伯伦认为，罗斯福也许会召集一次会议，但是在孤立主义者的压力下又可能被迫退出会议，从而使英国单枪匹马地对付德国。他曾在7月28日对美国代办说：“如果事情只是〔美国人〕参加进来然后再扬长而去，我宁愿〔他们〕干脆永远也别参加进来。”[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