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中外作品，都必须遵守“象征”这一美学词语最基本的要求——象征、象征，必须要有“象”有“征”。也就是说：凡象征风格的作品，既要有充分的、不宜过分晦涩的艺术形象体系，又要有蕴涵在这体系之内的深厚、阔大的哲理内容。
故，好的象征篇章要注意两点：
第一，诗情与哲理要有机结合成艺术的整体。即是说，艺术形象的圆满、充实要与理念思想的生发演绎交融起来。常见有些被称为象征品格的作品，或者只有艺术形象表面的充实、完美，而无人文内涵、深层哲理的潜入，便只成一般的故事了；而另一类现象则更为多见，即过分急切地要阐述某种观念、哲理，而忽略了艺术形象体系血肉的丰满鲜活，往往成为某种抽象义理的道具式传播。在这方面，我们不宜过分推崇西方那些确有盛名的“先锋派”、“新浪潮”导演，因为他们在有所创新的同时，也不无失误。乃至失败之作的，如伯格曼编导的《沉默》，便因过于抽象、晦涩而受到批评，纵如上述的《去年在马里昂巴德》，作为一种艺术创新、一种艺术实验，虽确有不可否认的价值，但毕竟显得惚恍、艰涩，很难让一般观众接受的。
第二，象征要求意蕴深邃、丰富，不可是单向比附。但也绝不可故意玄而又玄、造作出某种隐秘艰深。以至连作者自己也不想懂、观众更无法理喻的所谓象征意蕴。这，绝非“曲高和寡”，其实只是另一种浅薄与庸俗，其效果与真正象征的审美特性恰恰相反，可谓南辕北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