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后现代电影是否已经完全、正式的出场，尚可讨论，但带有明显后现代品格与意蕴的影片，则确已存在并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粗略翻拣，下面几种影片当可进入我们的视野——
1.王朔型的“痞子电影”
1987年在电影圈内被称为“王朔年”，足证作为一个时代性的文化症候的不可无视。此类影片，对种种人们习以为常的价值观念、伦理观念、社会观念和历史观念作了调侃式的嘲讽，以平居里巷的小人物的嘲弄与自我嘲弄为基，不与传统价值观念与权力势力作正面冲突，而是用“不正经的”、“调侃式的”态度，以边缘的文化状态，绝不要求怎样的终极拷问，只满足“过把瘾就死”，大咧咧地在“我是你爸爸”的“顽主”情境中，宣泄着不知所以、不求所终的某种大众性集体潜意识。在好几部影片中，甚至故意让人物在天安门广场和天安门城楼上开着无聊的玩笑，消解着庄与谐的界限。但他们绝不挥刀抡枪、指着鼻子、直眉瞪眼如唐·吉诃德式地与风车决战，而是置身于“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的特定生存环境中，我行我素又尽量不直接招谁惹谁地在“胡同儿里概儿不论地过家家儿玩”。我说了什么？什么都说了。我说了什么？我又什么也没说！
2.周星驰的无厘头“反寓言”电影
周星驰的无厘头电影相对王朔们的“小玩儿闹”，要“大气”得多，它敢于在太岁头上动土，敢于将国人的经典神话翻成相反的寓言。“大话系列”的横空出世及令人始料不及的“猖狂泛滥”，尤其在大学校园内的引领时髦，绝非偶然现象、一时狂热。何以才几年，激昂的“愤青”一下子就变成快乐的调侃者？变成了不问意义只求“快乐着我的快乐”、“不要问我从哪里来”的嬉皮士或雅皮士？——“大话系列”与周星驰的无厘头电影的甚嚣尘上，其游戏式的消解，荒诞派的耍弄，嘲谑般的把玩，“无厘头”的走红，盖因其顺应着与抒发着民众，尤其是当代青年人集体潜意识中的后现代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