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电影本体层面而言——
后现代电影在视听语言方面的拓展与叙事层面的变异，在一定程度上，对“当代电影”形式的发展与扩充，是有益的。其不拘一格的随意，其特意为之的创新，其形式与内涵在大多数情况下的相与为一、相得益彰，使得当代电影更具电影本体特色，更有视听结合的艺术魅力，而与其他传媒类型有更鲜明的区分。
当然，有时在形式上的过犹不及，也使得此类影片与观众产生某种隔离、一定障碍，也就难免“弄巧成拙”的造作与幼稚。
从文化层面谈——
对后现代电影的文化评价，实际上就是对后现代理念的当代认知与把握。怎样理解后现代文化理念？首先，它们的出现，是一种具有强烈反拨、“针灸”意义的极端化文化体现，是一种对“主流文化状态”的“极端反动”，是一种“反文化”。“负负得正”，因而确有一定的必然性与积极意义。
后现代文化的流行，绝非无本之木，无穴之风：正是由于19世纪和20世纪的那种压抑人性、窒息社会的“整一”使大众受到太多的苦楚，才有逆反的坚决，否定乃至彻底打倒“总体性”的后现代主义的滥觞。而这种现象，完全符合事物进展变化的天然规律。从这种意义上说，对后现代主义的当代出现，我们应该持历史意义层面上的赞赏与肯定态度，充分理解与认知它，而且在一定程度及时空范畴内支持、鼓励它——为它所具有的对极端性旧文化体制与观念的强烈反抗。因此，惊骇“狼来了”，悲叹“世风日下”、感慨“人将不人”或“国将不国”，均大可不必。
当然，从另一角度说：它毕竟是极端化的。矫枉过正于一时，可以。长久如之，不行。无论理论逻辑还是社会实际，均不可容忍。“后现代文化”是现代科技、文化发展的大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特殊阶段的文化产物，是“奉天承运”而继现代文化风行于世之后的又一种文化现象。它的出现是正常的，它与时代背景“奉天承运”的对应关系，也应理解；但对其自身本质，则不应有全部的科学性赞同——其以极端反极端，以病态疗病态的认识论与方法论，一旦“时过境迁”，将使其必定陷入一种窘迫与尴尬的误区。因此，即时的针对性合理与宏观的自身性畸形，当是对后现代文化（后现代主义）的理性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