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问题可以从两方面理解——
第一，从接受美学角度。
正剧之“正”，就在于它通过“正面”、“直接”的艺术传达，使观众（读者）获得既定的内蕴感染。
这就与悲剧不同了。悲剧，是通过美好的或有价值事物的死亡、毁灭，令观众（读者）先产生一种强烈的悲痛震撼，进而再感悟或激发出作者既定的人文内蕴。它是以一种“间接”的方式，向观众（读者）作传达。比如我国影片《祝福》，以主人公祥林嫂之死，使观众先感受到“悲”，然后才冷静下来，“悟”出旧中国的政权、神权及夫权是杀害她的凶手；美国影片《末路狂花》，则通过两个极具生命活力的姑娘只因为要求正常、健康的人生体验而被社会所毁灭的故事，让人感叹之余，“悟”出作者的本来意旨。
喜剧的审美传达也如此：它特意使观众在观赏过程中，不断发出笑声。让其在笑声之中（或之后），渐渐悟得作品的内蕴。比如果戈理的著名喜剧作品《钦差大臣》，从始至终使观众开怀大笑，剧中也没有一个“正面人物”，但是，观众却能通过这种笑，感悟到作者的真正目的。
如果说，悲剧是以特意营构的“悲”、喜剧是以特意营构的“笑”来曲折地传达剧作内蕴，正剧便不作这种“迂回”了。生活中往往悲喜交融，于是，正剧便只将生活的“原状”艺术地展示出来，使观众直观地、直接地体会剧中的人事情景。
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这样说：西方“古典悲剧”是令观众“仰视”——对其中英雄人物的英雄行为以及他们的悲壮牺牲，产生“恐惧”及对某种“崇高”的敬仰；喜剧则要观众“俯视”——对剧中人事采取一种居高临下的旁观者态度，因而得到一种与己隔离的对“他者”的笑嘲。而正剧引导观众（读者）的便属一种“平视”了——对于观众而言，他们所看到的只是“人类应该是什么样子”[1]的样子，一个比悲剧“更加直接、更能引起共鸣的兴趣，以及更为适用的教训”，一个比喜剧“更为深刻的印象”[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