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事相辅相成。搞创作，没有自己独特的生活体验不行，而要想使自己的体验深刻、清明，则还要尽可能地开阔视野、增加各方面的生活积累。
要想真正深入、明智地理解“自己的这一份生活”，就必须感受、认识更多的生活方面与层面。有比较才有鉴别。另外，还往往有这种情况：“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为什么有人在当时的编创中，自觉是真实地反映了生活，而时过境迁后，却往往汗颜不已，羞于再读？就是因为写作的当时，只囿于时势、惑于潮流，而从根本上违背了社会生活的本质，把生活编歪了，或写浅了，甚至写反了。比如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电影中对“反右斗争”的表述、对“**”期间各种社会现象、人生故事的反映……包括一些当时还很感人的影片如《决裂》、《春苗》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失误。
一个真正的艺术工作者、一个好的编剧往往是在广泛接触、体验了他处生活、多种世界之后，才更透彻地觉悟出他处身其间的那部分社会生活、那一段人生际遇的本质，也才能创作出具有长久艺术生命的作品来。五四以来的一些作家、诗人、电影人之所以创作出一大批艺术精品，很大原因即在于此：鲁迅的《阿Q正传》绝不是一个只生活在闭塞、偏僻中国农村的小文人可能创作出来的——尽管它就取材于闭塞、偏僻的旧中国农村中的人事；曹禺的《雷雨》尽管反映的是我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工商业者的家庭生活，但这部戏的内涵，是根本不了解近代资产阶级野蛮“文明”与千百年来封建传统“文明”的残酷本质的人把握得了吗？！其他，诸如巴金、老舍、沈从文、郭沫若、郁达夫，等等，哪个不是学贯中西、阅历宽广？
当代一些电影作品之所以有长久的历史的美学的价值，也无不浸透着创作人员“高瞻远瞩”的功力。比如《甲午风云》，就不单单表现战场的风烟，也没有将主旨肤浅地落在“爱国恨敌、雪耻洗辱”上，而是着重剖析“中国何以战败”的内部原因（尽管囿于时事，仍只是局部原因）。这就体现了“大手笔”的不同凡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