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酝酿和研发“影像中的生死学”课程时，我就希望它能以某种形式走出我的课堂，让更多有心的大学老师可以作为开课的参考，让更多的年轻人有机会去碰触生死话题。
书，是其中的一种传播形式。它可以跨越时空界限，让不能来到课堂的人，不能直接接受我培训的人，也可以共享信息资源。
但，究竟要把书写成什么样？
是用“诠释”作为基本方法，写一本严谨又严肃的准学术书，还是用“叙事”作为方法，写一本承载着生命故事与情感的纪实书？我一直很纠结。
是学生们不经意地帮助我做出了抉择。
在上完第二轮课的时候，学生们在课程总结中说，除了这门课的内容和方法，最令他们印象深刻的是我这个“人”，他们纳闷我为何还能在人生之秋保持生命的热情。
我突然明白，我并非要在“诠释”和“叙事”之间做出选择，而是要在“冷”和“热”之间做出选择。
一本“冷”的书，不含感情色彩，是结构严谨的，论述充分的，条分缕析的，作者是站在“外面”的，内容给人的感觉是“干燥”的——目的是让读者获得知识、产生理性的思考。
但如果是这样，我从一开始就不会开设这门课程——我认为生命教育，不应该是从理论到理论的，它必须与人的生命经验相结合，通过感性体验引发理性思考。这也是我选电影作为授课媒介的主要原因。
更何况，这样一本“冷”的书，多么不像我这个人啊，离我自身的特质相差得太远。
我不是学者，也没有接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尽管为了开设这门课，我阅读了近百本书籍，但我从未想过要形成一套自己的知识和理论体系——这事儿已经有人做了，比如余德慧的《生死学十四讲》、辜琮瑜的《最后一堂生死课》，前者更富哲理，后者更通俗晓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