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回过头来说说，我为什么要选择电影作为生死学课程的媒介。
严格来说，我算不上影迷，更不是所谓的“电影控”。小时候我当然喜欢看电影，但那时候电影更像是教育的工具，看完电影我们总要写“观后感”，说说自己学到了什么。对于小孩来说，这可真是多了很多麻烦少了很多乐趣。很快到了“**”，好多电影都成了“大毒草”，只有《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几部电影还可以播放。插队时为了看一部电影，我常常带着村里的小孩们走上几十里路。看完电影走回村，天都快亮了。那时没有电，放电影需要老乡脚踩发电机发电。有次县里的电影队到邻村放电影，当发电机点亮了灯泡时，有个老汉竟拿着烟袋上去对着灯泡点烟！
“**”结束后，我一头扎进了书的世界，虽然也在20世纪80年代初看了许多“内部电影”，但也许因为始终没有遇到一个行家带我进门，所以看电影并没有成为影响我精神发展的重要途径，直到我能够通过光盘和网络接触到世界各国优秀的电影。
这些年读书，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很多优秀的中青年学者都酷爱电影，你常常可以在他们的书中读到电影评论。电影似乎越来越成为知识分子关注的对象，并且成为启迪人精神成长的力量。或许，正是电影中所表现出的超越性，让我们，也包括在应试教育中长大的年轻人，能够不至于被虚伪的、功利的、很多时候是丑恶的现实吞没掉，保留一份人性的温暖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想想看，一个快被高考复习题埋没的孩子，看了《死亡诗社》会有怎样的震撼？一个纠结于现实与理想冲突的人，看了《肖申克的救赎》又会受到怎样的冲击？
刘小枫在《沉重的肉身》的序言中谈到，伦理学自古有两种：理性的和叙事的。伦理就是以某种价值观念为经脉的生命感觉。理性伦理学探究生命感觉的一般法则和人的生活应该遵循的基本道德观念，关心的是普遍状况；叙事伦理学关心道德的特殊状况，而真实的伦理问题从来就是在道德的特殊状况中出现的。[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