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堂课我发给学生的阅读材料是《对话ICU：生死两茫茫——技术时代的生命终结与死亡意义》[14]，对话的双方，一个是医学人文教授，一个是北京复兴医院院长、危重医学专家席修明大夫。
在对话开始时，王一方教授这样描述了当今的死亡：“死亡已经绑定医疗技术，尤其是器官替代与支持技术。从某种意义上讲，今天的死亡就是关机时间，抑或是停电时间，而不是生物器官或生命体的瞬间自毁进程，意念中的油尽灯灭（寿终正寝），宗教及民间传说中的阎王爷、上帝或者死神‘吹灯’的时辰。”
死亡绑定医疗技术，或者说死亡的医学化，给人类的死亡带来了什么？
2001年年初，我们博士班的同学跟随导师、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林孟平在香港访学，林老师特别安排了一个讲座，由陈健生医师给我们讲“善终服务”。此前，我一直非常赞同安乐死，因为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善终服务”这回事。
“善终服务”（Hospice care）是指为垂死病人及其家属提供全面的照顾，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英国。经过多年来的发展，目前已扩展成为一个社会运动，名为善终运动（Hospice Movement）。
善终服务与善终运动的“善”，我理解，既是“慈善”的“善”，也是妥善的“善”，即让人死得平静、安宁、无痛苦、有尊严。席修明大夫说：“人生本是一条单行道，途中也会有若干类型可以选择，譬如赖活好死，好活赖死，赖活赖死，最佳的境遇当然是好活好死。人类好活（乐活）的研究很多，有专门的学问，叫‘幸福课’，赖活也有人研究，叫‘苦难课’，相形之下，好死（乐死）的学问比较冷僻，有人起名叫‘优逝课’，生活中，‘不得好死’是毒咒，一定要研究，就应该叫‘劣逝课’。”[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