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四川大学毕业后，王岳川进了教育部工作，但是感觉很郁闷，他觉得自己并不适合在机关工作，于是下定决心考北大。1984年，他在北大哲学系进修了一年，1985年，他考上了北大中文系研究生。
多年的梦想终于实现了，但苦恼也随之而来。当他走进北大图书馆时，他吓了一跳。尽管现在王岳川藏书已近一万册，但是比起当时北大的四百万册藏书来说简直是九牛一毛。后来王岳川写了一篇文章，文章中说：“进入北大图书馆，我看到的不是书，而是思想者的一双双眼睛在盯着我。”穿梭于一排排的书架间，王岳川能感受到那些不死的灵魂在向他诉说过去的历史。那时，他最痛苦的有两件事：一件事是天下学问都在这儿了，我进宝山是空手而回，还是什么都抓一把最后却什么都抓不着呢？王岳川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苦恼和迷茫。第二件事是别人的学问是巍巍高山，我只是一扌不黄土，我该怎么做呢？没进这座宝山，很向往；进来了，却很迷茫。
“一个人做一辈子学问可能成为一个专家，但是不可能成为一个心怀宽广的思想家。仅仅做一个专家是不够的。”想来想去，最后王岳川选择了一本书——《文艺现象学》——一本英文书来翻译。翻译这本书成为王岳川从中学转向西学的一个转折点。这本书虽然并不厚，只有20万字，但却花了王岳川一年多的时间。进入北大后，他发现西学对自己来说是一个空白，不补不行。所以后来王岳川提出了做学问的16字心经：古代根基、西学视野、当代问题、未来远景。一本《文艺现象学》，让王岳川理清了哲学、语言、人的意义，也让他走出了苦闷的时代。
很早以前，在大学里就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搞古典文学的和搞现代文学的不对话，因为无话可说。“这怎么行啊，必须得让传统和现代对话。”于是，王岳川成了这个思想的领军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