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至1998年，王岳川又开始苦恼。这次苦恼的是因为读书、写作已经成了他生活的一个链条，写了这么多，还写些什么？境界是自己一级一级提升的，于是他不断地否定自己，总想弄点新东西出来。
在北大做学问，其实就是一个非我的过程。做了十年西学，王岳川开始思考：难道我今后就是一个后现代主义研究者吗？难道我就是一个西方文论研究者吗？他发现：迄今为止，没有几个真正做学问的是仅仅研究西学的。所以，在他看来，仅仅做一个搬运工，“拿来主义”是不够的，这只是第一步。于是，王岳川又开始回归，回归到了当年做唐代诗歌的过程。
1997年，他决定转型研究中国问题，开始思考21世纪中国在亚洲文化发展的关键，肩负起了中国文化输出的重大使命。
王岳川这么多年总在为中国文化的存在找理由，总在为中国文化今后的发展找一种合法性，总在为中国文化不完全变成西方的垃圾文化、流行文化，保存一些合法性、合理性而努力。
王岳川越来越感到“文化定输赢”，东方文化应该成为21世纪全世界的重要思想。“到北大已经20年了，如果只是拿着这份工资等退休的话，那么我当初读《青春之歌》走向北大的路就还没有走完。”所以王岳川最后想写的一本书也是最后想读的一本书，就是《东方精神》。
王岳川书语
做学问的16字心经：古代根基、西学视野、当代问题、未来远景。
一个人做一辈子学问可能成为一个专家，但是不可能成为一个心怀宽广的思想家。仅仅做一个专家是不够的。
王岳川说“后现代”
王岳川经常在各个大学的讲座中，以“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为题赢得了众多学子的追捧。而学子们知道他还是因为他的那部《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论点让他在文化界也赢得了声望。且看他在《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引言》中的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