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试毕竟是元代科举三级考试的第一级，作为会试、廷试的预选考试，乡试自然会关注后二者的命题方向，因而朝廷时政，也是乡试策问的重点问题。
一、探讨当朝急务
不同时期朝廷面临的紧要政务，经常是乡试策问的重要考题。泰定前后的三史编修、天历年间的赈灾与恢复治安，就属于这样的策试问题。
泰定三年（1326）大都乡试策问，着重提出宋、辽、金三史的纂修问题：
赵宋立国三百余年，辽、金二氏与之终始，其君臣媺恶，其俗化隆污，其政事号令征伐礼乐之得失，皆宜传诸不朽，为鉴将来。然当世史官，记传丛杂，不可尽信，虞初稗官之书，又不足征。昔《晋书》成于贞观，唐史作于庆历，盖笔削之公，必待后世贤君臣而始定。圣天子方以人文化天下，廷议将并纂三氏之书，为不刊之典。左氏、史迁之体裁何所法？凡例、正朔之予夺何以辨？诸君子其悉著于篇，用备采择。[1]
前朝史的修撰，始议于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初立翰林国史院，翰林学士承旨王鹗即提出编纂辽、金史的设想。[2]至元十三年（1276）平南宋，又收集“宋史及诸注记五千余册，归之国史院”，[3]以备宋史纂修。仁宗延祐间，宋、辽、金三史修撰再次提出，并在朝廷集议，终因“旧史多阙轶”，[4]及“互以分合论正统，莫克有定”而未能举行。然三史纂修，实为元朝的当务之急。时任太常博士的虞集于廷议云：“三史文书阙略，辽、金为甚。故老且尽，后之贤者见闻亦且不及，不于今时为之，恐无以称上意。”[5]明确指出修撰三史的紧迫性。英宗即位，右丞相拜住“独秉国钧”，“欲撰述辽、宋、金史”，责成翰林直学士、同修国史袁桷。[6]袁桷草拟《修辽金宋史搜访遗书条例事状》上奏朝廷，详细开列征寻书目，并提出宋史修纂原则和对一些重要历史问题的看法。[7]至治元年（1321），袁桷担任礼部会试考官，在其命题的策试中探讨《尚书》《春秋》《史记》《通鉴》四书的编修特点，纪传、编年两种史书体裁的源流演变，最后云：“我国家隆平百年，功成治定，礼乐方兴，纂述万世之鸿规，敷阐无穷之丕绩，吾儒之事也。故乐与诸君子讨论之。”[8]显然有意为三史编修征询建议并抡选人才。